诗贵寄意，有言在此而意在彼者。李太白《子夜吴歌》，本闺情语，而忽冀罢征。《经下邳圯桥》，本怀子房，而意实自寓。《远别离》，本咏英、皇，而借以咎肃宗之不振，李辅国之擅权，……凡斯托旨，往往有之，但不如《三百篇》有小序可稽，在读者以意逆之耳。(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下)

【诗例】

子夜吴歌四首 (秋歌)

李白

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

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

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

【解析】

诗歌要有深刻的思想内容，应该反映社会生活以及诗人对它的主体评价和审美理想。但这种思想感情最好是寄寓在具体的艺术形象中而不直接说出，所以说“诗贵寄意”。唐诗“寄意”的手法很多，“言此意彼”即其中之一。以这种手法创作的诗歌，言 (诗歌形象) 和意 (诗人的意蕴)联系曲折，乍看彼此若为两事。读者要根据诗人分布在意象中的各种暗示，咀嚼玩味，方能由言逆意，领悟诗人的主体情思。但也正因为有这么一个读者参与意识被充分调动的再创造过程，诗人的思想感情才会由于读者心理经验的不断补充而变得余味深长，诗歌有限的“言”才能传达出无限的“意”。分析李白的《子夜吴歌·秋歌》，可以看出这种创作手法的审美效应。

此诗从字面上看是一个闺中女子对远征在外的丈夫的思念： 月色皎洁的秋夜，长安城里到处是捣衣的砧杵声，千家万户都在为戍边的亲人赶制寒衣。月光本已牵惹思妇的离愁，窗外的捣衣声更加深了她的挂念。捣衣声此起彼伏，响成一片，秋风不仅吹不掉，反而将它更清晰地送入思妇耳中，叩击在她心头。刻骨铭心、无法排遣的相思使少妇痛苦不堪，她不禁发出既像是祈求又像是哀哭的长叹：什么时候才能平息胡虏，让丈夫回家团聚?诚如沈德潜所说，这首诗的“言”是“闺情语”，而“意”却是“冀罢征”。诗人的意旨是希望朝廷能体恤征伐给唐朝广大人民造成的痛苦不幸，早日结束不义的战争。天宝年间，唐玄宗喜立边功，轻动干戈，又几次失败，给百姓带来深重的灾难。李白写过不少诗抨击封建统治者穷兵黩武的行为。元代萧士赟在评李白诗《战城南》时说：“开元、天宝中，上好边功，征伐无时，此诗盖以讽也。”这首诗不像《战城南》那样直接向统治者提出“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的劝谏，而是将思想感情很深沉地熔铸在一系列的意象之中。诗歌一开头就以月起兴。明月和下面的“秋风”在古典诗词中都是浸透着离情别绪的意象。第二句描述千家万户捣衣之事。诗人的眼中景、耳中声，无一不是长安百姓对征战亲人的思念和挂牵。诗歌起首渲染的情调、氛围，就已深深寄寓着诗人对遭受战争磨难的人民的关注。诗歌的后四句塑造闺中思妇的形象。如果说前两句着力于战争对人民的影响之广，后四句则集中揭示其影响之深。“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少妇愁肠百结，思虑刻骨铭心。窗外的月色、秋风、砧杵声，她能感受的一切，都在加剧着痛楚。这种痛楚不可遏止，终于发为哀婉凄切的呼告。思妇的心理被表现得如此深挚，这种审美形象，没有诗人主体情思的投射是不可能产生的。我们可以感觉到诗人对战争的灾难有多么深刻的情感体验;他对人民的不幸有何等深厚的同情;他多么希望封建统治者能体恤民生、顺从民意、早日结束战争，让人民都过上团圆幸福的生活。诗歌意象的有机结合构成明净凄清的景象，撩人愁绪的氛围，哀怨动人的少妇形象和情景交融的意境，产生感人的艺术魅力。读者也极易为其感染而发生情感共鸣。情感和想象是一对孪生兄弟，读者审美情感激动则浮想联翩，就会以层出不穷的心理经验去丰富诗人的意蕴。这首短诗的含意曾经被众多的评论者从各种角度和层次加以阐述，就是这种审美效应的结果。

“诗犹文也，忌直贵曲。”(施补华《岘佣说诗》)托物言志、含蓄蕴藉，是中国诗歌的传统审美特征。“言此意彼”的“言此”，类同“托物”。它集中刻画景象和生活情景，不掺入主观评价，这样就便于诗人用有限的诗歌语言创造生动鲜明的形象和完整浑融的意境，从而给读者以强烈的美感。同时，“言”和“意”的距离远，就更需要读者审美经验的投入，供其想象力驰骋的审美空间也更大。当读者为诗美吸引，依据诗人留在意象中的暗示，开始由言逆意的再创造时，会有无数新的形象和情韵在其想象中诞生，诗人的情思也由此变得意味无穷。“言此意彼”体现了诗歌创作和鉴赏的规律，契合华夏民族的审美心理，因此从《诗经》开始就是古诗常用的手法之一。“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魏风·硕鼠》)“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杜甫《赠花卿》)“花开不并百花从，独立疏篱趣未穷，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郑思肖《寒菊》)“并刀昨夜匣中鸣，燕赵悲歌最不平。易水潺湲云草碧，可怜无处送荆卿。”(陈子龙《渡易水》)这些诗例，可说明历代诗人运用此手法的普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