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忌拙直，然如元次山《舂陵行》，《贼退示官吏》诸诗，愈拙直愈可爱，盖以仁心结为真气，发为愤词，字字悲痛，《小雅》之哀音也。

作五言古，宁拙毋巧，宁朴毋华，宁生毋熟，次山《箧中集》实得此意。(施补华《岘佣说诗》)

【诗例】

贼退示官吏并序

元结

癸卯岁，西原贼入道州，焚烧杀掠，几尽而去。明年，贼又攻永破邵，不犯此州边鄙而退。岂力能制敌欤?盖蒙其伤怜而已。诸使何为忍苦征敛? 故作一篇以示官吏。

昔岁逢太平，山林二十年。

泉源在庭户，洞壑当门前。

井税有常期，日晏犹得眠。

忽然遭世变，数岁亲戎旃。

今来典斯郡，山夷又纷然。

城小贼不屠，人贫伤可怜。

是以陷邻境，此州独见全。

使臣将王命，岂不如贼焉？

今彼征敛者，迫之如火煎。

谁能绝人命，以作时世贤？

思欲委符节，引竿自刺船。

将家就鱼麦，归老江湖边。

【解析】

所谓“拙直”，就是拙朴直率的意思。“拙”与“巧”是相对的，也就是说作诗时不假雕琢，一任古朴质直;语言质朴无华，浅显平易，殆同口语。“诗贵含蓄”，而“拙直”乃“含蓄”之异类，但并不是说“拙直”就不好，只要“拙”得自然本色，思想深刻;“直”得率真质朴，一吐为快，同样可以成为名篇佳作。这就是施补华所列举的像元结《舂陵行》和《贼退示官吏》等诗，关注社会，直面人生，揭露现实，体察民情，实事求是，感情真挚。“以仁心结为真气，发为愤词”，具有《诗经》中“小雅”诗那样的忧国忧民之心。像这样的诗不就真是“愈拙直愈可爱” 了吗?

元结的《舂陵行》和 《贼退示官吏》同作于唐代宗广德二年 (764年)，此时诗人任道州 (今湖南道县)刺史。在这两首诗中，诗人以沉痛淋漓、直白如话的语言，揭露和讽刺了安史之乱后统治阶级横征暴敛的丑恶行径，以及对广大劳苦人民的怜悯之情。对此，杜甫亦甚为推崇，称之为“两章对秋月，一字偕华星”(《同元使君舂陵行》)，把这两首诗比作“秋月”和 “华星”一样光芒四射，可见价值之高。读一读《贼退示官吏》这首诗，其中充满着诗人对危害人民利益之“贼”的愤恨和对既贫且伤之人民的关切之情。诗人痛斥那帮贪官污吏们：“使臣将王命，岂不如贼焉?今彼征敛者，迫之如火煎。”因此，诗人无限感慨道：“谁能绝人命，以作时世贤!”将“世贤”的桂冠系挂于“绝人命”的惨无人道的事业上，这哪里是诗人所忍心而为的呢?在“爱”与“恨”的碰撞中，诗人最终不得不作出结论道：“思欲委符节，引竿自刺船。将家就鱼麦，归老江湖边。”为民请命，即使抛弃“乌纱”，全家过苦日子亦在所不惜，这是多么高贵的品格，这对一位封建阶级的官吏来说，委实是难能可贵的。全诗不见用典，语言直白，“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李白语)，但平淡自然而含蕴深厚，拙朴率直而感情真挚。比起《舂陵行》来，词意更深沉，感情更愤激，是一首现实性、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很强的优秀之作。

元结是一位关心国计民生的开明官吏，主张文学为政治服务，具体地说就是 “极帝王理乱之道，系古人讽谏之流” (《二风诗论》)，以达到“上感于上，下化于下”(《系乐府序》) 的目的。因此，他竭力反对“拘限声病，喜尚形似”(《箧中集序》)的淫靡的形式主义诗风，提倡质朴古雅的诗风。由《舂陵行》和《贼退示官吏》可见，元结诗确已形成了拙朴简古、平直切正的典型特色。沈德潜说：“次山诗自写胸次，不欲规模古人，而奇响逸趣，在唐人中另辟门径”(《唐诗别裁》)，这便是开启了后来白居易新乐府运动的先声。

大凡“缘事而发”、直抒胸臆、反映社会、揭露黑暗的诗歌，尤其是民歌，其语言都较拙朴直率，自然畅达，而感染力总是相当强烈的，真所谓“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元好问《论诗绝句》)。从《诗经》到汉乐府民歌、《古诗十九首》、六朝民歌，到中唐白居易所倡导的新乐府运动，等等，这些诗歌一概没有古奥深僻之典，没有华赡藻饰之辞，惟有质朴平实、自然圆畅的语言。犹如不加装扮的山野村姑，浑身上下都显示出一种自然之韵，素朴之美。

诗要 “拙直”，必先出以 “真”。施补华说《舂陵行》 “愈拙直愈可爱”的原因之一就是本诗“以仁心结为真气、发为愤词”，也就是说本诗有一种“真气”，即有真实的思想感情。诗不真就必作伪，作伪必求诗意与诗语的文饰，文饰一出，则“真气”尽，“真气”尽，则“拙直”无存。诗歌史上也不乏诗若圣人之言，而行非君子之道的诗人，其作品必饾饤攒簇、伪笑佯哀，了无动人之处，也就谈不上“拙直”了。“拙直”之诗的语言须明白自然、真素直朴，不尚华艳。华艳浮靡之诗必讲词藻、对偶、用事，这就损害了自然率直之美，也谈不上“拙直”。

但是，“拙直”并非完全绝去修饰、随口乱道，而是要修饰得恰到好处。《老子》说：“大巧若拙。”这是“拙”与“巧”的统一。古人评杜诗：“老杜诗凡一篇工拙皆半，古人文章皆类此。皆拙固无取，使其皆工，则峭急而无古气。”(范温《潜溪诗眼》)“工拙皆半”就是拙直可爱的“拙”。

朱熹在论述“诗有工拙”时指出：“熹闻诗者志之所之，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然则诗者，岂复有工拙哉?亦视其志之所向者高下如何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于高明纯一之地，其于诗固不学而能之。至于格律之精粗，用韵属对比事遣辞之善否，今以魏晋以前诸贤之作考之，盖未有用意于其间者，而况于古诗之流乎?近世作者，乃始留情于此。故诗有工拙之论，而葩藻之词胜，言志之功隐矣”(《朱子语类》)。朱熹从诗歌发展的历史来考察诗之工拙，是符合实际的。魏晋之前，声律未起，人们作诗多古朴直切。到了六朝而后，声律盛行，近体乃作，人们“始留情于此”，讲究格律的严整和辞藻的华美，开辟了诗歌创作的新天地。但并非说，自此而后就没有“拙直”古朴的诗歌出现了，相反却越益发展。从元结到白居易的诗歌创作便是明证。所以说，诗之工巧也好，“拙直”也罢，仅是形式的区别。只要内容充实、感情真挚，这类诗照样受到人们的欢迎。就像诗歌园地之百花一样，争奇斗妍，竞相开放。工巧之诗给人以玲珑剔透之感，“拙直”之诗给人以浑朴质实之美，同样能给人以美之愉悦的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