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诗之中，或褒或刺，岂非自相矛盾?……实者褒自褒而刺自刺，读者不可不辨也。(刘公坡《学诗百法》)

【诗例】

重有感

李商隐

玉帐牙旗得上游，安危须共主君忧。

窦融表已来关右，陶侃军宜次石头。

岂有蛟龙愁失水？更无鹰隼与高秋！

昼号夜哭兼幽显，早晚星关雪涕收。

【解析】

唐文宗大和九年(835年)十一月，发生了宰相李训等谋诛权宦事败见杀，株连甚众的“甘露之变”。变后，宦官们更飞扬跋扈，把持朝政。次年(开成元年，836年)二三月间，昭义军节度使刘从谏曾两次上书，为无故被株杀的宰相王涯辩冤，指斥宦官专权、擅权，表示要“修饰封疆，训练士卒，内为陛下心腹，外为陛下藩垣。如奸臣难制，誓以死清君侧”。此举虽稍杀了权宦仇士良的气焰，但文宗及朝政仍在彼等把持之下，唐室危机未除。诗人有感于此，就写下了这首七律以咏。因“甘露”变时，诗人曾作 “有感”，故此诗以 “重有感”题之，实为感怀政治之作。

诗的起联首句褒赞刘从谏手握重兵。“玉帐”、“牙旗”皆主帅所居所用，这里代指兵权。“得上游”指昭义军辖泽潞等州，邻近京师长安，有控制京师的军事之便。这里用“上游”标其优势，又用“得”字指出其得有扼京师之要的地理之利，有“清君侧”的实力与形胜。诗以此开端，逗出下句，标示出诗旨：在这国家危急之秋，重藩应有与国、与君共忧患的打算与作为。“安危”偏义，实指危难。此句似褒，实褒中寓刺。褒刘表奏中之义正辞严和宣称的“清君侧”的声明;刺其光有言，尚无行，我们从诗句中的“须”字可窥见此意。“须”者，须要也，必须也，诗人正是借此字以表其期望、不满与敦促。不过，此处之刺，仅为微刺，且刺中寓望，诗人意在提醒刘应“言必行”，切勿忘已宣言在先的“清君侧”。诗人用这一“须”字，颇具深意。同时此字在诗中又“高屋建瓴”，领出了下面的 “宜”、“岂有”、“更无” 之叹。

次联诗人连用二典再褒刘从谏。三句借用东汉初凉州牧窦融整顿部军，上疏请示讨伐叛将隗嚣之期一事，褒誉刘从谏的上表申言“誓以死清君侧”。用一“已”字，咏其实有。四句再用东晋荆州刺史陶侃率军主盟讨伐并斩杀叛臣苏峻事，表达诗人对刘应迅速出兵“清君侧”的再次希望与敦促。一个“宜”字，也道出了其尚未。诗人对刘的上书与宣言赞同又赞誉，故先用“窦”典特褒，对其仅有言而尚无行是心有疑虑但又热切盼望其行，就再借“陶”事而示。三句是褒，四句则又褒中寓望，褒中蕴虑，虑中又渗入了对刘的 “言”而未“信”、“行”未见“果”的婉刺。

“宜次”而未“次”，诗人是十分担心的，颈联就紧承这个“宜次”连用了两个比喻来咏出。“蛟龙愁失水”用“蛟龙”喻文宗，“失水”喻其受箝制而不自由，一个“愁”字，状出了他受宦官之挟，而愁城困居的窘状。“鹰隼与高秋”是用《左传·文公十八年》“见无礼于其君者，诛之，如鹰隼之逐鸟雀也”意，用鹰隼以喻刘从谏，望其“与(通举)高秋”如鹰隼于深秋草枯时高飞以击鸟雀(指权宦)也。但现实是，“蛟龙愁失水”，不应有而竟有，一个“岂有”写出了诗人难名的深忧与郁忿; “鹰隼与高秋”则理当见却未见，“更无”二字就饱蕴了对这一反常的忧愤与深憾。诗人的忧、愤、憾是强烈的，但犹有望于刘从谏，故犹用鹰隼喻之而褒。不过诗人的忧、愤、憾太强烈了，刺就远超于褒，故用“岂有、更无，开合相应。上句言无受制之理，下句解受制之故” (纪昀 《李义山诗集辑评》引)。此联以喻出之，虽仍婉蓄，且尚有褒，但质问、感慨已难再全掩了。

尾联紧连上联所咏之因，“昼号夜哭兼幽显”先绘出了此因之果：京中皇室、百官以及平民百姓均凄苦惶恐，“昼号夜哭”，与此适反的是“兼幽显”，“兼”者，加上也，“幽”者，鬼魅也，“显”者，肆行无状也。三字合出了如鬼似魅的权宦们的骄横与无状。京城已然如此，此状岂容坐视!忧心如焚的诗人唱出了结句：“早晚星关雪涕收。”“早晚”，多早晚?何时之意也，又可解为一定会，早晚会。因此此句语义双关，既可解为什么时候京城的人们得展笑颜，收住凄苦，又可解为定会见“安危须共主君忧”的将领，激于义愤，“雪涕”而收星关(代指京师)，以解君臣上下倒悬之苦。不过前义较明、较强，因诗人深知大言皇皇的重藩多拥兵自重，言多无信，刘从谏也概不能外，故褒隐刺显。又不愿将失望变成绝望，但恐终成绝望，因而后义就较弱较晦了。所以，这里的刺也远胜于褒了。

李商隐是婉约、含蓄作诗的老手，此篇是承杜甫开创的“用诗作表”的政治抒情诗的佳作。此诗颇有特色，褒中寓刺，又刺亦有褒，虽含蓄、委婉，褒刺亦颇分明。它既不同于李白《古风》二十四“大车扬飞尘”篇和杜甫的《丽人行》的直多于婉，似赞实刺，也不同于他自己的七绝《贾生》：“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的寓刺于婉，不见褒义，更有别于他自己的众多无题诗的美艳幽晦，而是诗意易明，诗旨极显。细味本诗，当知 “褒中有刺”这一诗法的妙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