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诗不特命意甚高，而笔力之简劲，论述之警策，亦自绝伦，宜其深入人心，为千载传诵也。(富寿荪《千首唐人绝句》)

【诗例】

悯农 (二首)

李绅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解析】

“警策”一词最早见于陆机《文赋》：“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意指在作品关键之处，以简要的言语，突出全文的主旨。这突出主旨的片言名句，就是全文的警策。诗歌创作中，努力写出这样的名句便可使全诗增色生辉。就读者而言，这样的警句，或为之惊警，或为之感奋，印象强烈而深刻。李绅《悯农》二首，唐宋以来，广为流传。诗人以典型的生活细节、朴实无华的语言，准确而深刻地揭示了当时社会矛盾对立的本质，故而 “宜其深入人心，为千载传诵也”。

“诗言志”(《尚书·尧典》)。深刻的思想内涵，往往决定一部作品命意的高下。当然，还有“诗缘情”(陆机《文赋》)，二者不可偏颇。恰切精当的表现手段，往往使深邃的思想表达得更凝练、更隽永。“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论语·雍也》)，就是这个道理。《悯农》二首，凝聚着诗人对社会生活深刻的观察与体味，对贫富悬殊的社会现实的强烈愤懑，对力尽田头、食不果腹的农夫的真挚同情，而且调动多种艺术手段，诸如虚实结合、相互对比、前后映衬的手法，增强诗的表现力，于古朴中见深邃。因此，它“愈浅而愈深、愈淡而愈腴、愈质而愈雅、愈近而愈远，脱口自然，不可凑泊，故能标举兴会，发引性灵”(喻文鏊《考亭诗话》)。

“论述警策”，需言简意赅，有时常采用对比手法，把两种截然对立的社会现象放在一起，从而造成强烈的艺术效果，具有震撼人心的感染力。“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白居易《买花》)“破却千家为一池，不栽桃李种蔷薇。”(贾岛《题兴化园亭》)这类诗句都以强烈的对比，从不同侧面揭示了贫富悬殊的社会矛盾，强烈的反差，使思想更为深刻，表达得更为精警。

“诗”贵形象，“论”重理性。诗中能否加入议论说理，要看诗人具体处理的是否得当。《诗经》大雅、小雅中已有议论成分，杜甫的一些古诗、近体，尤其是夔州时期的近体，有的全篇纯乎议论，开宋人风气之先。继而韩愈、孟郊以散文之法为诗，是唐诗别派。至宋人，好议论、富理趣蔚然成风。诗，虽能发议论，但其前提是形象性。用沈德潜的话说“议论须带情韵以行”。《悯农》二首后两句都是议论，但紧紧抓住“四海”、“闲田”、“农夫”、“饿死”、“盘中餐”、“粒粒”等具体形象，以“情韵”带议论，因此具有诗的感染力。诗中议论，有的含蓄、有的显露。清人纪昀在批注元代方回《瀛奎律髓》中写道： “古人亦不废议论，但不着色相耳。”“不着色相”，即指议论写得含蓄，反之，“着色相”，则是显露。二者只要不偏离形象性，不是概念化的议论，仍然是诗。聂夷中《田家》：“父耕田上原，子劚山下荒;六月禾未秀，官家已修仓。”《公子家》：“种花满田园，花发青楼道;花下一禾生，去之为恶草。”梅尧臣《陶者》：“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这些诗都含议论成分，但没有明白说出，即“不着色相”。杜荀鹤《蚕妇》：“年年道我蚕辛苦，底事浑身着苧麻?”张俞《蚕妇》：“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郑遨《富贵曲》：“美人梳洗时，满头间珠翠。岂知两片云，戴却数乡税。”这类诗，议论成分较明显，即“着色相”了。前者，委婉、空灵、浑厚、蕴藉;后者，痛快淋漓、瘦劲而有骨气，都不乏警策处。

以上所举诗例，在议论上大都有以下两个特点：一是紧紧抓住具体形象，让形象说话，通过形象去发议论。二是用对比手法，揭示矛盾，达到触目惊心的艺术效果。

但是，论述警策这种艺术手段，并非只适用于“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白居易《与元九书》)，“惟歌生民病”一类题材的诗作，它同样适于其他题材。仅以杜牧为例，他的诗作，或言情、或论史都不乏警策之句。“蜡烛有泪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赠别》)“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泊秦淮》)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赤壁》)“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江南春绝句》)“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过华清宫》)这些诗句，或豪而艳，宕而丽，巧取象征;或俯仰兴亡，不胜沧桑;或怀古情深，翻前人旧案，借咏史以抒怀;或以灵妙笔致写烟雨楼台，抒兴替、讥时弊;或以蕴藉之语，嘲讽弥切……有议论、有感慨、有抒怀。或命意深远，或立意新颖，或工于布局着色，或情致缠绵、神韵悠扬，都是历来传诵的警策之句。

简要地讲，“警策”，在于思想的深刻和表达的凝练。二者完美的结合，便迸发出诗的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