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说“性灵”而提出“我”的重要。他所谓性灵，就是“我”的表现。这比“风趣”、“真”的意念更进一步。他的《与沈德潜书》说：“至于性情遭际，人人有我在焉。不可貌古人而袭之，畏古人而拘之也。”

袁枚的创作不够“大”，不够“重”，不够严肃。在“我”这一项，一方面提出这个“我”的意念很重要，另一方面对艳情诗之批评很宽大。王次回《疑云集》、《疑雨集》是描写女子而描写得很切、很纤细的，艳情太过。讲情性的人以为此等诗价值低。但袁对之评价很高。他在《答刘蕺园论诗书》说：“不删缘情作。”他的“我”，其范围太轻，不够大。但他提出“有我”这意念关系很大。清末“南社”受其影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