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论·论文》：“夫文，本同而末异。”(人性总有同处，生活亦有同处，而且语言文字都同。)

汉人认为，自有文字始，就分为记言、记事二体。《礼记·玉藻》篇：“左史记言，右史记动。”由此可见，汉人从文字之作用上把文分为二类，也就是从实用来分的。所谓记事、记言是比较而言的，纯粹记言或纯粹记事都不可能。《国语》、《尚书》记言，《左传》记事(也有记言成分)。春秋时，从《左传》可看出，当时文体似可分为二，就是“辞”和“诗”。不过，“诗”有时亦可当“辞”用，但究竟体裁不大相同，诗有韵。这是因为春秋时记言、记事其实已经相混了，就以其与音乐是否相连来分。然而，实际上还是重视其是否实用。

及汉，有诗赋及杂文二类。诗赋(乐府与赋)是无实用的(乐多写社会生活，但帝王贵族只用来配乐，用作音乐欣赏)。杂文则实用。这样分类，就是以实用与非实用来分了。

及六朝，颜延年《庭诰》把以前的书分为二类：咏歌之书和褒贬之书。咏歌之书是诗歌;褒贬之书就是《春秋》、《易》等，褒贬意即批评。

唐柳宗元《杨评事集后序》：“文有二道：辞令褒贬，本乎著述者也(指《尚书》、《易》、《春秋》之类);导杨讽谕，本乎比兴者也(指《风》、《雅》之类)。”这种说法，似与春秋时辞、诗之分，汉时诗赋、杂文之分，有其相似之处。除了记言、记事是按文体发展来分，都是从文之实用来分，都是从读者之立场而非作者之立场来说的。记言、记事之分，也是从读者方面说的。

曹丕分文体，则是从作者的立场来说的。我们现在所说的体裁，就是从作者方面来说的，所以就从《典论·论文》说起。

曹丕说，文分四科：“奏议宜雅，书论宜理(二者俱与政治、社会有关)，铭诔尚实(与不朽有关)，诗赋欲丽。”又说：“能之者偏。”他以诗赋放在最后，因他以为文学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既如此，则重应用，而诗赋并不与应用有关。他分了四科，又为此四科(即四种体裁)各定了一个标准，这都是为作者说法的。他之所以能够站在作者方面说话，是因为当时文人地位已高，文有作者，文章亦多。如是，才能分类，才能引起批评的欲望。自后就渐向这方面发展。批评，举标准，就与模拟有关系。

陆机《文赋》说，文体有十类：“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悽怆，铭博约以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颂人，颂神)优游以彬蔚(华丽)，论精致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虽区分之在兹，亦禁邪而制放。要辞达而理举，故无取乎冗长。”他分得较仔细。他举出标准，就是为作者说法。

说到各体文体之作用的：

《文选·序》说：诗：有六义

赋：述邑居——《两都赋》(班固)、《灵光殿赋》(王褒)

戒畋游

纪事

咏物

骚：失志

颂(比骚散文化)：德业、成功——颂是《诗》中颂类的扩大

箴：补阙(有韵)

戒：弼匡(无韵)

论：析理

铭：序事(有韵)——着重在墓铭

诔：美终(哀悼死者)

赞：畚像

其中各类文体之分类，有分得很细的。所以分，都是基于实际应用之需要。分科分类，都是为了应用。固然，诗赋不是为狭义的应用，但广义说来，亦是人生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