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诗词

在我们的文学遗产中,古代诗词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横向看,中西古典文学的比较,西方(欧洲)以叙事类(再现的)小说戏剧为主,自古希腊神话、荷马史诗及圣经文学开始,向来如此,宜乎人们言必称莎士比亚、托尔斯泰;我国则以抒情类(表现的)诗文尤其诗歌见长,素有“诗国”之誉,从诗经楚辞、八代唐诗到宋词元曲,大半部中国文学史主要是诗史,宜乎人们言必称屈、陶、李、杜、苏、陆(关汉卿、曹雪芹称雄是晚近的事)。

欧洲的语文以文艺复兴断限,以前为古文,以后为今文。以前的诗文原作,而今除专家外是不能直接读懂和赏鉴的。而我国古代诗词却不同。自言只能用散文的资料做点打油诗的周作人,抨击古文甚力,却提倡学生读古诗。他在《读古诗》、《唐诗易解》等随笔中谈到:语体文和古文在系统上关系不密切,韵文则是相连的,除不押韵的自由诗外,自诗经至词曲、弹词、歌谣,都重平仄叶韵,语法也没有散文那么差得远。从前坊本古诗注解,如《唐诗解颐》,遇见难懂的字面,双行小注,平常意义可懂的字句就简直什么也不加,如“秋水才添四五尺,野航恰受两三人”,“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当作口语读下去就可以懂。韩愈的“山石荦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升堂坐阶新雨足,芭蕉叶大栀子肥”云云,除“荦确”需要注解外,也都文从字顺,可以理会,若是拿他的大文《原道》来读,便不是这么简单了。他又例举唐诗李、杜二家杰作如《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赠卫八处士》等等,赞美道:试想整整一千二百年前,唐朝天宝时代诗人巨作,我们现在还能念得,而且从它的原文里直接享受它的好处,这是世界各国所没有的。更追溯上去,有些周朝的诗经也可以懂得。文艺复兴时代相当于我国的元明,相对唐宋已很晚近,更不用说周汉了。三千年前的诗歌至今还可以从原作直接鉴赏,岂不是国人很大的幸福么?岂不是世界的美谈么?

纵向看,出现在我国历史上的诗歌雄踞文坛的时代,在某种意义上是不可复出的。古代诗词在今天已成为一种规范和范本。

今日文艺生活之丰富多彩,自为古人无从梦见;而古人曾经有过的快乐,今人往往亦有隔膜,或神往。今人一月不读一首诗,已算不得怎样遗憾;如一月不看电视,试问感觉又将如何?而诗在古人,如电视之于今人,也曾经是一种日常生活的需要。唐人离不开诗,宋人离不开词,就像今人之离不开影视;诗人和词人之为人崇拜,也曾如歌星影星之为人崇拜。诗词在古代,曾是最富于群众性的文艺样式。诗词在审美价值外,甚至还有很高的社会应用价值。

一首诗可以成就一个进士,如朱庆余之《闺意》一题《近试上张水部》,事载《云溪友议》。

一首诗也可以使人终身不仕,如孟浩然之《岁暮归南山》,说见《唐摭言》。

类似传闻不一而足,未必全据事实,但仍可反映一代风气。古代诗人确乎非常重视其创作的社会影响,反馈往往及时。《集异记》所载王之涣等“旗亭画壁”的故事向来脍炙人口,无烦费辞,单说小有名气的周朴,也有一段佳话。朴自爱“禹力不到处,河声流向西”两句,偏有骑驴者和他开玩笑,佯诵为“河声流向东”,使他奋力追之数里,以作重要更正。这种傻劲儿,今之人恐不屑为。官本位的时代,诗人的荣誉却超乎专城的权威,张祜《题孟处士宅》即明白宣称:“孟简虽持节,襄阳属浩然!”比李白写“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还要勇敢。连强盗拦得诗人,也只好佩服,请他继续走路(《唐诗纪事》载李涉事),正是盗亦有道。

至少在唐以前诗歌不靠刊物流布,不叫人默默吞咽。它传唱于牛童马走儿童孀妇之口,题写于道观禅寺山程水驿之间。地方官员、寺院住持皆有设置诗板,敬请名流题留新诗的习惯;而路边的芭蕉叶与青石面,则是诗人即兴发表作品的“诗刊”;不用编辑揄扬,无须广告吹捧,佳作不胫而走,劣诗自行淘汰,……。那诚然是一个令后世诗人神往的时代。

作品的传世与不传,固然有赖自身的艺术力量,而同时还有一个历史际会的重要条件。“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又能好到哪里去呢?又能叫新诗人佩服到哪里去呢?然而从唐时家弦户诵,尔后便代代相传。母子间口口相授。任何“绝对权威”无法禁止。势必还要流传下去。新诗,固然将在文学史上写下自己的篇章。但也不必振振有辞道新诗的历史不长,便是其不如旧诗传诵的原因。我们岂能指望不能流传当世、深入人心的作品,一千年后突然家弦户诵?“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韩愈),应该正视和承认,那个属于诗的黄金时代是不可复制的,那个时代产生的杰作,已成为一种典范,至今仍能给我们以巨大的艺术享受。

诗,本是最为凝炼、灵活、宜于抒情而近乎音乐的文学体裁。而一切纯文学作品,又多少都有几分诗的素质。

“小子何莫学夫诗”,自孔夫子对及门青年强调诗教以来,这话在我们这个“诗国”一直被人自觉不自觉地奉为圭臬。询问对方孩子背得几首古诗,至今仍是家长见面谈话的一项内容。“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已超出作者原意,广泛地被引为献身精神之象征。“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一类诗句,在“同学录”上仍是激动人心的赠言。古老的“赋诗言志”的传统,至今还在延续。

孔子所谓“诗”,不过是他当时所能接触到的,由乐官收集的民歌和庙堂声诗,即后世所谓“诗经”,其外延较之今日读者心目中的“诗”要小得多。我国诗歌在孔子时代,不过是好戏才开了个头,精采的关目还在后面,可惜孔子无法看到了。在那以后到新诗诞生之前,中国诗歌经历过漫长的发展历程,其间重大的转折就有两次。

 

文学史本来不可强分时期,如果一定要分,中国诗的转变只有两大关键。第一个是乐府五言诗的兴盛,从十九首起到陶潜止。它的最大特征是把《诗经》的变化多端的章法句法和韵法变成整齐一律,把诗经的低回往复一唱三叹的音节变成直率平坦。

第二个转变的大关键,就是律诗的兴起,从谢灵运和“永明诗人”起,一直到明清止,词曲只是律诗的余波。它的最大特征是丢开汉魏诗的浑厚古拙而趋向精妍新巧。这种精妍新巧在两方面见出,一是字句间意义的排偶;一是字句间声音的对仗。

这两大转变中,尤以律诗的兴起为最重要;它是由“自然艺术”转变到“人为艺术”,由不假雕琢到有意刻划。(朱光潜《诗论》)

 

如果我们不强按朝代的更迭为诗史断限,那末根据诗体之衍变,中国诗歌史可以大体地分为三个时期。

一、四言和骚体时期,也就是诗经和楚辞的时代。《诗经》、《楚辞》是中国诗歌的源头;衣被诗人非一代也。但就其诗体而言,一是较为古老的民歌体,一是地方色彩很浓的诗体,它们都没有能成为我国古代诗歌的“百代不易”的传统形式。自汉以后,基本上已进了“历史博物馆”。虽然后世仍有仿作,那也如同仿古工艺品,不过是迎合某种特别趣味的假古董而已。

二、五、七言诗定型时期。大约从东汉到唐代,五、七言诗逐步兴盛,取代四言与骚体而统治诗坛。至此,古汉语诗歌似乎在句法上找到了最能体现自身特点的黄金形式。此外人们还试验过六言或九言的诗体,但从来就没有得到推广。而五、七言诗的生命力,直到今天似乎也还没有完全消失。

三、近体诗词(曲)兴起后的时期。汉字四声的发现并应用于诗歌创作,使古汉语诗歌在音韵上找到了适合自身特点的黄金律,那就是平仄粘对规律的讲求,其标准形式便是五、七言律诗。词(曲),则可以看作律诗的繁衍,虽然它句式参差,音韵变化无端但究其“调有定格,字有定数,韵有定声”(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则与律诗并无二致。五、七言古体诗虽并没有因近体诗词的兴起而过时,却也吸取了它的某些优长,受到它的极大影响而变得更有活力。

正是因为中国诗歌发展的实际情况,使得今日一般读者(非专家学者)心目中的古典诗词,直接意味着五、七言古近体诗和词曲,它们以唐诗宋词为其杰出代表,至今令人感受亲切。而《诗经》、《楚辞》对今人来说不免较为隔膜。常有这样的情况,大学文科学生会因为老师叫他背诵《离骚》而怨天尤人,而背诵起《古诗十九首》、《焦仲卿妻》和《长恨歌》来,却胜任愉快。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一般文艺爱好者(包括中文专业的学生)与专门研究工作者的阅读角度颇不相同,前者偏于欣赏,而后者偏于批评。

 

有一些杰作,所有最好的批评家都已予以定评,它们在文学史上也已有了不朽的地位,可是,除了文学专业者仍将它们视为经典之作外,今天大多数的人已无法再以享受的心情来阅读这些书。时光流逝,鉴赏不同,夺去了它们原有的馥郁,如今除非有极坚强的意志力,实在难以下咽。(毛姆《书与你》)

 

本编的写作目的,是帮助一般读者提高古代诗歌鉴赏能力,因而这里所谓“诗词”,主要指汉魏以来到新诗出现以前雄踞诗坛的五、七言古近体诗和词曲,即通常所谓的“古典诗词”。有时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涉及的范围也将适当放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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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9-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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