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说：“看人生因作者而不同，看作品又因读者而不同。”常言道：“观听殊好，爱憎难同。”

好的文艺作品，必然有真切的人生体验;其好坏程度，也有赖于此种体验的深浅。王国维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正由于诗人用了自己的生活经验去观察宇宙间万事万物，故他虽不是鱼，却知鱼在水中之乐(《庄子·秋水》);虽不是鸭，却能发“春江水暖鸭先知”的高论。

创作过程，简言之，是由生活到诗;而欣赏的过程恰好相反，读者须从作品的文字、声音开始，而最终感受作者激情，看到一段生活。其所凭借的，仍是真实的人生经验。这种以读者的情志与经验，去追溯诗中表现和反映的情志与生活内容的心理活动，就是孟子所说的“以意逆志”，简称意逆。意逆到佳处，每觉古人先获我心。《红楼梦》第二十三回有一个“牡丹亭艳曲警芳心”的情节，写的是黛玉在和宝玉“西厢记妙词通戏语”分手后，正欲回房，走到梨香院角，忽听见那十二个女孩子在演习戏文：

虽未留心去听，偶然两句吹到耳朵内，明明白白一字不落道：“原来是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黛玉听了，倒也十分感慨缠绵，便止步侧耳细听，又唱道是： “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听了这两句，不觉点头自叹，心下自思：“原来戏上也有好文章，可惜世人只知看戏，未必能领略其中的趣味。”想毕，又后悔不该胡想，耽误了听曲子。再听时，恰唱到：“只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黛玉听了这两句，不觉心动神摇。又听道：“你在幽闺自怜……”等句，越发如醉如痴，站立不住，便一蹲身坐在一块山子石上，细嚼“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八个字的滋味。忽又想起前日见古人诗中，有“水流花谢两无情”之句;再词中又有“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又兼方才所见《西厢记》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之句：都一时想起来，凑聚在一处。仔细忖度，不觉心痛神驰，眼中落泪。

关于“良辰美景奈何天”这句须作一点解释。林语堂说，艺术不表现人的欲望则成何意味!“良辰美景”若不加“奈何天”三字神化之，则缺乏诗味。“盖人不加以唏嘘惋叹则辰不良而景不美也。世上岂有辰自良而景自美乎?”(《我的话》)然而全句倒底作何解呢?按诗经《唐风·绸缪》云：“今夕何夕，见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良辰美景”即相当于“今夕何夕”，“奈何天”则相当于“如此粲者何”，语译之即：面对如此良辰美景，真叫人不知如何是好。颇能传达出一种心动神驰的微妙情绪来。如果黛玉没有与杜丽娘类似的幽闺自怜的经历和潜伏的春心，特别是与宝玉谈论西厢记的情事，未必对那“偶然”听到的几句戏文“心动神驰”。如果她没有那份学养，又如何能连类而及地将许多诗词一并记起，伤痛得不可开交?这便是“意逆”的作用了。唐代诗僧景云《画松》一诗便是对“意逆”的形象描述：

画松一似真松树，且待思量记得无?曾在天台山上见，石桥南畔第三株。

诗中写到读“画”者是怎样由“画”见“真”，即联系个人生活经验去联想，玩味，把握画境，而终于与作者的意图猝然相逢，得到一种发现的乐趣。这一过程在赏析诗词，也是十分近似的。

文艺创作表现情态和反映生活，又绝不象镜子那样简单和确定，诗歌创作尤其如此。在实用文体中，作者总是将字词的意义在运用中尽量固定，即遵循形式逻辑的“同一”原则;而诗人恰恰相反，他往往要利用结构的特质，赋予字词以更多的意义，使诗变成一种多层面的复合结构，这就从客观上具备了一种可能，即读者反复阅读一部作品，总可温故而知新。这种知新，并不是指发现更多的同一种东西，而是指发现了新的层次上的东西。王昌龄《塞下曲》：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作豪语看亦可，然作归期无日看，倍有意味”(沈德潜)。其所以如此，就在于高明的诗人没有简单地说“誓不还”，而运用了一个可以从两个方面去体味，从而具有多义性的“终”字。同样，“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王翰《凉州词》)二句，“作悲伤语读便浅，作谐谑语读便妙”(施补华)。古代诗词杰作又往往具有哲理的深度，诗人往往通过审美的形式，把某种宁静淡远的情感、意绪、心境引向去融合、触及或领悟宇宙人生奥秘，从王维的五绝《鹿柴》到张若虚的长篇《春江花月夜》，不同的读者往往各各得到不同层次的审美感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潜)，“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王维)，“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杜甫)，“烟消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柳宗元)，见浅者从中体会到自然的真趣，见深者谓其深契禅机。诗歌创作自身规律和诗词作品审美属性的复杂性，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提供了客观的可能。

“看作品因读者而不同”的更为重要的原因还在欣赏的主观方面。欣赏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欣赏力的等差，而欣赏力的等差是由读者的性分、学养、经历和心境诸多因素决定的。人的性分取决于先天遗传与后天的培养，性分不同，审美趣味大相径庭。古人所谓“观听殊好，爱憎难同”(葛洪《抱朴子》)，拉丁谚语所谓“趣味无可争辨”。“譬如放浪于形骸之外，视世界如浮云的人，他视法国高蹈派诗人，和我国的竹林七贤，必远出于《神曲》的作者和屈原之上。性喜自然的人，他见了自然的作品就不忍释手。”(郁达夫《文艺鉴赏之偏爱价值》)在文学史上长期争论不休的李杜优劣问题，大都与个人性分所近有关，只不过不是人人乐于承认。倒是《浮生六记》中那位聪敏过人的女性，对自己偏爱太白诗有明智的剖白：

杜诗锤炼精纯，李诗潇洒落拓。与其学杜之森严，不如学李之活泼。……格律谨严，词旨老当，诚杜所独擅;但李诗宛如姑射仙子，有一种落花流水之趣，令人可爱。非杜亚于李，不过妾之私心宗杜心浅，爱李心深。(《闺房记乐》)

今日的文艺大赛往往多人裁判，且要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其目的正在于去掉偏爱(恶)取得折中公允的评分。年龄、身分与学养也很有关系。对于同一棵松树，在一个画家，一个樵夫、一个行人、一个木匠的眼中，观感必然不同;同一部《红楼梦》，十七、八岁的青年和四十开外的成人看来，意味也大相径庭，而“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鲁迅);黄庭坚跋陶诗云：“血气方刚时，读此诗如嚼枯木，及绵历世事，知决定无所用智。”同一个人，因年龄学养关系，对一部作品的观感尚不能始终如一，又怎么可能与另一个读者契合无间呢?

在欣赏中，读者总是有意无意地用自己的人生经验与作品所展示的生活相验证，而作者与读者的人生经验，读者各人的人生经验便不完全相同，赏析差异也就难免。如杜诗《羌村三首》中的两句：

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

读者在理解上就有争议，一说是“娇儿绕膝，以抛离之久，畏我复去耳”(吴见思《杜诗论文》)，主此一说的还有金圣叹、杨伦及近人萧涤非先生;一说是“不离膝，乍见而喜;复却去，久视而畏。此写幼子情状最肖”，主此一说的，有卢元昌、浦起龙等。诗人的用意当然不可得兼，只能是其中一种。但由于诗句本身导致歧义，而这两种解法，都包含着论者自身的生活体验，都是真实的。在这种情况下，一定要辨明作者用心已十分困难，同时也没有这个必要，聪明的办法还是各随所解。所以：

看别人的作品，也很有难处，就是经验不同，即不能心心相印。所以常有极紧要、极精彩处，读者不能感到。后来自己经验了类似的事，这才了然起来。例如描写饥饿罢，富人是无论如何都不会懂的，如果饿他几天，他就明白那好处。(鲁迅《致董永舒》)

没有相应的生活体验，便难产生相同的感应。杜甫的诗在经过抗战期间的人们读来特别亲切有味，而在今天的青年男女，则很少十分喜欢的。唐人绝句有这样一首：

虫思莎庭白露天，微风吹竹晓凄然。朝来始悟朝回客，暗写归心向石泉。(羊士谔《台中寓直览壁画山水》)

一向都没有看出的画意，如何“朝来始悟?”其原因也就在观画者已有了仕途厌倦的经验，产生了新的感应。生活之树常青，人生经验也是一个积累的过程。故优秀的诗作，能调动读者经验，提示新的意义，历久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