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央和地方的学制系统

唐代自开国到天宝末的130多年间(公元618—756年)，国家最强盛，教育也最为发达，形成了相当完备的学校教育制度。

由中央直接设立的学校有“六学”、“二馆”。中央六学属于直系，包括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律学。六学直隶于国子监，长官为国子祭酒。六学中的前三学属大学性质，后三学属专科性质。“二馆”是崇文馆和弘文馆，属于旁系。弘文馆归门下省直辖;崇文馆归东宫直辖。皇族子孙另立皇族小学。

玄学隶属于祠部，亦属大学性质。集贤殿书院隶属于中书省，实际上是中央图书馆。医学附设于太医署，兽医学附设于太仆寺，天文学附设于司天台，音乐学附设于太乐署，工艺学附设于少府监，这都属于专科性质。

中央所设的“六学”、“二馆”，开始学生人数为2200人，到太宗贞观年间，扩充学舍，增加到3200人，后来学生数量猛增，加上邻国派遣的留学生，“六学二馆”共计8000多人。从贞观至开元，国力最强盛，也是学校最发达的时期。

由地方办理的学校，在各府有府学，各州有州学，各县有县学，县内又有市学和镇学。所有府州县市各学校统属直系，由长史掌管。地方学校的实际发展，是在贞观年代。629年唐王朝还命令州设医学，这在中国历史上也属首创。到开元年间(公元713—741年)府州县学已具有一定的规模并形成相对完备的制度。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唐帝国有328个府州，1573个县。府学可收儒经学生50—80名，医学生12—20名;州学可收儒经学生40—60名，医学生10—15名;县学可收儒经学生20—40名。这样规模的学校网，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上也可说是独一无二的。

当时的渤海(现吉林地区)、高昌(现新疆吐鲁番地区)、吐蕃(现西藏地区)等都派遣子弟到长安学习，附国子学读书，学成返回，再换一批学生，持续时间较长。南诏(现云南大理地区)派遣子弟到成都学习，人数次数较多，学成而归的有数百人。这说明唐代与四周少数民族地区积极进行了文化教育的交流。

(2)唐代学校的各项制度

a 入学的身份与名额：弘文馆、崇文馆属贵族学校，收皇帝、太后、皇后亲属和宰相等高级官员的儿子共50名。国子学收文武三品以上高级官员的子孙，限300名。太学收文武五品以上中级官员的子孙，限500名。四门学收文武七品以上低级官员的儿子，限500名，又收地方庶民中的俊秀青年，限800名。地方学校主要收地方官员及中小地主的子弟。

b 入学年龄及学习年限：入学年龄限在14—19岁之间，学习年限没有具体规定，一般取决于学经数目与考试能否合格。

c 入学手续及仪式：凡贵族家庭出身的子弟及科举考试中下第的举人，可直接进入中央 各学馆学习。地方官学经考试合格的，县学学生可升于州学。州县学学生中优秀者，经各州长史考选，也可升于中央四门学。学生入学后一切饮食服用皆由学校供给。师生初次见面，举行隆重的仪式，献礼拜师，行“束脩之礼”，国子学和太学学生每人送绢三匹，四门学和地方学校的学生每人送绢两匹。此外还赠送酒肉，分量不限。学生的束脩分成五份，三份送给博士，两份送给助教。束脩与所发俸禄的性质不同。行“束脩之礼”是表示尊师。

d 教学计划：教学内容主要是儒学九经，按文字多少，分为大经、中经、小经三类。《礼记》、《左传》学三年;《诗》、《周礼》、《仪礼》、《易经》学二年;《尚书》、《公羊传》、《谷粱传》学一年半;《论语》、《孝经》学一年。大经和中经是分班必修的，小经作为选修，《孝经》、《论语》作为公共必修。教材由朝廷规定，用孔颖达等编的《五经正义》。除学儒经外，还学书法及各项礼仪。

e 学校行政管理：国子监设祭酒一人，从三品，是教育行政最高长官。设司业二人，从四品下，助祭酒掌邦国儒学训导之政令。设丞一人，从六品下，管理学生的学业成绩。设主簿一人，从七品下，负责文书簿籍，掌管印鉴。凡学生有不率教的，连续下第或九年在学无成的，违假期不返校或作乐杂戏的，都开除其学籍。

f 教师与教法：教师有博士、助教、直讲等。博士分经授诸生，要把所担任的科目授完，不得中途改授其他科目。助教佐博士分经教授，直讲佐博士助教分经教授。博士助教既是学校教师，又是政府官员。他们在校教职的大小以在政府里所属职位的高低为标准。如国子学博士须有正五品以上的资格，助教须有从七品以上的资格，其他六学的教师等级和待遇以次减等。教法为分经教授，有读有讲，有不少博士博学善讲，如徐文远“多立新义”、“博而且辨”，“听者忘倦”。要求学生一经习毕方许另习一经，读熟经文之后方可教授文义。

g 考试、升学和假期：考试有旬考、月考、季考、岁考等名目，方式有试读(帖经)和试讲(口义)两种。平常考试由博士主持，岁考则由主管的长官领导。其成绩作为升退的依据。学生已通二经或三经，经考试合格，可参加科举考试;愿留监者，可以升进，四门学生可升补太学生，太学生可升补国子学生，可提高政治地位和改善经济待遇。学生中有以下三种情况则命令其退学：成绩太差，连续三年考下等，在学时间已超过九年;品德不好，不听教导;旷课太多，超过规定。假期分为旬假(十天休一天)、田假(五月份)、授衣假(九月份)。田假与授衣假各15日，让学生回籍探亲，路程如超过200里，则按路程远近酌予延长。

(3)唐代的专门学校

a 律学：培养熟识唐朝律令的行政官员。有博士三人，助教一人，学生50人。八品官以下子弟或庶民中的俊秀青年可入学，入学年龄放宽至25岁。课程以现行的律令为主要内容，学习年限为六年。

b 算学：训练天文历法、财经管理、土木工程方面的人才。有博士二人，助教一人，学生30人，入学身份同律学，年龄限在14—19岁。分两个专业：一是以学古典算术为主，如《九章算术》、《孙子算经》等;二是以学当代算术、实用性强的算术为主，如《缀术》、《缉古算经》等。各学习七年，在学时间以九年为限。这反映出算学教育水平是很高的。

c 书学：训练通晓文字并精于书法的官员。有博士二人，助教一人，学生30人。入学身份、年龄同算学。课程以《石经》、《说文解字》、《字林》为主，其他字书也兼习之，在学以九年为限。

d 医学：培养掌握传统中医药知识技能的人才。医学分医、针、按摩、药等四个专业。医学专业包括五科：体疗(七年，相当于内科);疮肿(五年，相当于外科);少小(五年，相当于儿科);耳目口齿(四年，相当于五官科);角法(三年，拔火罐等疗法)。针学专业教学生了解经脉和穴位，熟识各种症候，掌握九种针法的运用。按摩专业教学生消息导引的方法，学会治疗风、寒、暑、湿、饥、饱、劳、逸等八项疾病，并兼习正骨术。药学专业与药园设在一起，教学生识别各种药物，掌握药材的种植和收采、贮存、制造等项技术，教学与劳动相结合。总之，医学重视精读医经，教学联系实际，注重实习，根据成绩和疗效来决定工作分配，这是优良的教育方法。

e 兽医学：教授治疗牲畜疾病的知识和技术，边学习边参加治疗，考试合格者补为兽医。

f 天文学：分三科教学：天文、历法、漏刻。学生由博士带领参加业务实践，重视观测，边实践边教学。

g 音乐学校：由乐博士对长期常备的乐工和短期轮番的乐工分批教学，每批再按所习乐曲的难易分三档进行教练，每年考课，根据演奏功夫的熟练程度，评定优劣，然后累计成绩，决定升退。

h 工艺学校：由技艺最高的巧手任师傅来教授生徒，各种工艺难易不一，训练期限也不同。学精细雕刻镂花的四年，学制造车轿、乐器的三年，学制作大刀长矛的二年，学制箭及竹工、漆工、屈柳的各一年，学做礼帽头巾的九个月。制造的器物上刻上工匠的姓名，作为鉴定考核的依据。

以上的专门学校，范围广、门类多，有的与行政或业务部门结合，有的则分离设置，其设置的形式呈现多样化。这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实科学校，而欧洲这类实科学校的出现，是在资本主义已相当发达的十七八世纪之际，比唐代晚了1000余年。

(4)唐代的私学

唐代私学遍布城乡，制度不一，程度悬殊，既有名士大儒的传道授业，也有村野启蒙识字的私立小学。如颜师古(公元581—645年)以考定五经著名，在未显达时“以教授为业”。与颜师古同撰《五经正义》的孔颖达(公元574—648年)，在未做官以前也是“以教授为务”。刘焯〔zhuo桌〕是名儒，在国子学与诸博士论学，名扬四海，后来回到家乡，专门从事著述和教授，孜孜不倦。尹知章尽通诸经精义，曾为国子学博士，归家仍讲授不辍。可见国子学博士，也还可以在家教授生徒。韩愈(公元768—824年)、柳宗元(公元773—819年)被贬时，许多学生不远数千里拜他们为师。史书上这些记载，都说明唐代私学的昌盛。私学还深入到农村。元稹(公元779—831年)在《居易集》的序上说：“予常于水平市见村校诸童竞习歌咏，召而问之，皆对曰：‘先生教我乐天(即白居易)、微之(即元稹)诗。’”由此可见农村私立小学学诗的风气颇为盛行。唐时流行的蒙学课本，除汉代的《急就篇》、梁代的《千字文》外，还有《兔园册府》、《太公家教》、《蒙求》等书。《兔园册府》为杜嗣先著，30卷，可惜书已散佚，现仅存半篇序文。《太公家教》撰者佚名，多用韵语杂述封建社会日常生活的道德要求和待人处世的格言，唐中叶后颇为流行，后曾译成女真文和满文，在北方及东北少数民族地区多为采用。《蒙求》亦称《李氏蒙求》，为李翰所作，全书以历史典故为主要内容，每句四字，上下两句成对偶，各讲一个历史人物或传说人物的故事，如“匡衡凿壁，孙敬闭户，孙康映雪，车胤聚萤”。唐宋以后广为流传，还远传到日本、朝鲜。后世陆续出现的各种“蒙求”和同类读物，如《十七史蒙求》、《广蒙求》等等在体例上或在内容上都以《李氏蒙求》为范本。

(5)唐代的留学生教育

唐代国力强盛，国都长安不仅是全国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的中心，而且也成为东西各国文化教育交流的集中点。日本，新罗、百济、高丽(均为今朝鲜)，尼婆罗(今尼泊尔)，天竺(今印度)，林邑(今越南中南部)，真腊(今柬埔寨)，诃陵(今印尼爪哇)，骠国(今缅甸卑谬)和师子国(即锡兰，今斯里兰卡)等国向慕唐代高度文明，不断派遣大批学生留学长安，学习中国的经、史、法律、礼制、文学和科技。

日本是派留学生来中国学习次数、人数较多的国家。在隋代，随同遣使团曾来过两批留学生。在唐代，随正式遣唐使来过13批留学生，每批少则一二十人，多则二三十人，都进入国学学习，有的留学数年，甚至留学二三十年。如吉备真备、阿倍仲麻吕于唐开元四年(公元716年)就学于长安太学，经过20年的学习，吉备研究经史，学涉众艺，阴阳历算，天文算术皆能通晓，尔后回国，对于移植唐文化和开拓日本文化、文字与教育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阿倍仲麻吕，汉名晁衡，学完后曾留在长安任职，官至秘书监(相当于国家图书馆馆长)，他同诗人李白(公元701—762年)、王维(公元701—761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晁衡返回日本时，王维写了一首《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的诗：“积水不可极，安知沧海东。九州何处远，万里若乘空。向国唯看日，归帆但信风。鳌身映天黑，鱼眼射波红。乡树扶桑外，主人孤岛中。别离方异域，音信若为通。”后来晁衡的渡船在海上遇险，消息传到长安，朋友们以为他死了，十分悲痛，李白写了一首哭晁衡诗：“日本晁衡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流露了深切的哀思。其实晁衡并没有死。他随破船漂到越南，又辗转返回长安，一直住到逝世，他先后在中国生活了54年。

新罗也是不断派来留学生的国家。如唐开成五年(公元840年)仅一次从中国归国的留学生就有105人。从9世纪到10世纪中叶约150年间，新罗留学生在中国科举考试及第的就有90人。其中有个学生叫崔致远，12岁来唐学习，18岁举进士，他的《桂苑笔耕集》，直到现在还在我国和朝鲜流传。新罗重视中国经史，留学生带回经史书籍皆译为新罗语，广为流传。新罗因受唐文化教育的影响，还建立了以唐朝为蓝本的教育制度和科举制度，并以儒家经典作为考试的内容。

唐朝对友好国家派来的留学生，在学习和衣食住方面尽量照顾其需要，给予优惠待遇。当时与唐通使的有70多个国家。唐的文化通过留学生的来往而传播东西方各国，因而留学生在唐与各国发展友好关系、开展文化交流中，发挥了桥梁作用。在唐代的留学生教育中，文化输出国不自骄，文化输入国不自卑，这是双向的交流活动。在长安留学的学问僧很多，有印度和波斯的，也有日本和朝鲜的。据史书记载，印度来唐参加译经的学问僧就有20余人。学问僧除了在中国佛教译场译经和传播佛教外，还一边学习中国文化。印度学问僧精通医学，尤善治眼病，他们热心传授医学知识和治疗技术。在唐代，印度、波斯(今伊朗一带)等国的医学知识传入中国，丰富了中国的医学宝库。印度医学书籍《龙树菩萨药方》、《婆罗门药方》、《婆罗门诸仙药方》等都在隋唐时传入中国。唐时侨居中国的波斯学者著有《海药本草》。大秦(东罗马)的医术也为唐时人所熟知。印度的天文学者学成后，在长安司天台担任职务，参加历书的编制工作，并翻译了印度《九执历》。许多中国僧人到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等国求经礼佛，有的僧人在外国研习佛经多年。唐朝鉴真(公元688—763年)和尚东渡日本，不仅传授佛学、医学和建筑学等方面的知识，也学习日本文化，终于东瀛。唐玄奘(公元602—664年)法师从西域归国，从印度取回佛经657部，他在长安组织专门机构翻译，20年中译出75部，1335卷。义净法师从印度取回经、律、论约400部。佛经的传入和被吸收，对中国古代的宗教、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影响。佛经中的思辨哲理与注经方法，对唐宋经学发生了巨大影响。后来，佛教经典又通过中国传入朝鲜、日本，影响了东亚文明体系。唐代的音乐、舞蹈、雕塑、建筑艺术随着留学生教育和文化交流，深受西域、中亚特别是印度的影响。莫高窟、敦煌雕塑受西域传统的佛像雕塑艺术影响也很深。总之，广泛学习，互取精华，这是唐代的留学生教育的一大特点。纵观世界古代教育史，像唐代这样的留学教育规模是罕见的。所以我们说，唐代的留学生教育是相当成功的，它不仅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而且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