务实开放是齐文化的重要特征,我们前面所 说的“尊贤尚功”便是齐文化这一特征的明显表现 之一。除此之外,齐国经济上的重视商业,政策上 的顺时应民,观念上的重变恶常,学术上的兼容并 蓄,都无一不是齐人务实开放的重要表现。
        齐自立国之初,便摆出了务实与开放的姿态, 以后的历代君主也多开明善变、兼综并容。他们思 想上的这种特点对于政治、经济的发展十分有利。 姜太公初封营丘时,由于当地条件极差,他们只能 “辟草莱而居焉”(《盐铁论·轻重》)。针对当时“地 渴卤,人民寡”的具体现实,他率领齐国人民通鱼 盐之利,极女工之巧,在发展商业上下功夫。他们 通商的范围不限于齐国国内,而是扩展到周围的 许多诸侯国,并设法使“邻国交于齐”,从而给齐国 后世商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齐国的商业型经济实际是一种开放性的经 济。齐国依山傍海,地域辽阔,疆土最大时,南有泰 山、东有琅琊、西有清河、北有渤海,地方二千里, 这为多种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广阔天地。由于地处 沿海,齐国便有发展海上贸易的可能。据学者研 究,今烟台、青岛等码头当年都曾有朝鲜、倭人以 及交趾等国的船舶停靠过。表明已出现了对海外 的贸易。虽然它无法与内地其他诸侯国间的贸易 额相比,但与海外的交流却更能开阔人们的眼界, 使人们的思想更加活跃善变,不易保守。
        周公曾说:“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 民,民必归之”(《史记·鲁周公世家》)。顺应民俗, 为政简易,对收服人心,争取人民支持有重要意 义。太公就注意顺从当地民俗,不强制推行周人表 面上的一些繁冗礼仪。春秋时期,管仲辅佐桓公, 也曾提出“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 之”(《史记·管晏列传》)的顺民主张。《管子·牧 民》对此进行了更为具体的论述,总结了为政必须 顺应民心的原则与经验,认为“政之所兴,在顺民 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接着,又全面列举民之 好恶,并断言如从民所欲,则“远者自亲”,行民所 恶,则“近者叛之”。在制订具体措施时,他们注意 变革,“政不旅旧”。例如,为了招揽外商,发展外向 经济,他们在齐境内每三十里设一驿站,并积储食 物供应外来商旅。在齐都临淄还“为诸侯之商贾立 客舍”,并制订了鼓励措施,规定外商“一乘者有 食,三乘者有刍菽,五乘者有伍养”,使得“天下之 商贾归齐若流水”(《管子·轻重乙》)。从考古发现 看,齐刀币铸造和出土的范围十分广泛,在齐国通 往外地的重要交通干线上都有大量的齐国刀币出 土;同时,齐境内也发现了不少别国的货币。从这 里亦可看出齐国君主对商业的重视和齐国对外交 往的频繁。
        齐国开放的经济,也造就了齐人尚变革、恶守 常的进步观念。综观齐文化八百余年的发展历史, 可以说一以贯之地体现出了主变恶常的精神实 质。对一个国家来说,封闭守成会丧失活力,而变 革发展则充满生机。周文化以重农、重礼为其特 征,齐为周之封国,但周的文化特征在齐国表现并 不显著。由于特殊的空间环境,齐人因地制宜,正 视现实,对周文化采取了灵活的态度,即突出发展 其适合自己国情的部分。春秋初年管仲在齐国实 施改革。他不墨守祖宗成法,不仅早早揭起“尊王 攘夷”的旗帜,争取他国人心,在列国诸侯中站稳 脚跟;还在国内“相地而衰征”、“三其国而五其 鄙”、“四民分业”。经过一系列变革,齐国经济更加 繁荣,国力更加强盛,成了当时东方的强国。到战 国时期,齐威王又进行变法改革,迅速整顿吏治, 发展经济,使齐国名列七雄之一。
        在文化方面,学派的兼容并包和学术上的百 家争鸣更集中体现了齐文化的务实开放精神。齐 文化建构初始,便至少有东夷文化、商文化、周文 化、姜炎文化四源合流,具有了先天的兼容并包的 基础。齐人观念的进步和政治上的宽松,又使齐文 化在发展过程中通过各种途径、多种方式,大量吸 收了其他外来文化的营养。有人说,齐文化丰富自 身有两次高潮,一是管仲佐桓公九合诸侯之时,由 于频繁盟会,攘夷抚边,大大加强了齐国与其他诸 侯国特别是周边少数民族的交往,也促进了文化 的交流;另一次是稷下学宫建立之后,在相当长的 时间里,各地学者来此游学,各地文化、各种思想 都在齐国交汇、融合。这种看法很有道理。实际上, 齐文化的开放性特点是造成这种文化融汇现象的 基础,而这两次高潮又反过来对丰富齐文化起了 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