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处西南历时五百年的南诏大理政权不仅是 与唐宋王朝有相对独立性的地方割据政权,又是 一种有相对独立性的文化实体。在这一时代,不仅 实现了一个奴隶制政权对滇云之域局部的统一, 也完成了一种滇云土着文化对气势恢宏的盛唐文 化的吸收和对自身文化的改造。这是一个英雄辈 出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文化交融机遇的时代。
        许多学者在对南诏大理史进行研究后提出, 南诏文化是一种仿唐文化。确实如此,在南诏政权 的组织形式中,其中央机构设清平官六人,相当于 唐朝宰相,其六曹所掌之职近似六部,南诏国还采 用唐均田制、府兵制等制,以致有人说南诏国是唐 王朝的袖珍本。尽管如此,建立在封建农奴制基础 之上的南诏政权与封建顶盛时期的唐帝国仍有许 多差异,在仿唐政治的前提下,南诏的政治军事制 度仍还带有浓厚的地方以及原始的军事民主时期 的色彩,同样,在仿唐文化的前提下,南诏时期的 文化体系中却缺乏盛唐时期规制宏大的包括国子 学、太学、四门学、弘文馆以及地方州县学校在内 的教育系统,而仍停留在商周时期奴隶制贵族官 学教育的阶段。因而从教育这一角度说,南诏的教 育与商周的贵族教育更为相似。
        南诏教育的贵族性主要表现在,其一,从现今 所能发现的有关南诏教育方面的材料看,南诏的 教育只是蒙氏的家族教育。唐代经学家、嶲州西泸 县令郑回被掳至南诏后,“阁罗凤以回有儒学,更 名‘蛮利’爱重之,命教凤迦异。及牟寻立,又令教 其子寻梦凑(即寻阁劝)”(《旧唐书·南诏传》)。蒙 氏以郑回为经师,其王室子弟在郑回多年督导下, 蒙氏家学代代相因。《新唐书·南诏传》载异牟寻 与韦皋书说:“曾祖(皮罗阁)有灾,先帝(阁罗凤) 后嗣,率蒙袭王,人知礼乐,本唐风化。”其二,南诏 的教育对象主要为南诏乌、白蛮贵族及其子弟。南 诏子弟就学成都,这恐怕是南诏教育中最辉煌的 一页。《新唐书·南诏传》说:“贞元十五年(799)异 牟寻请以大臣子弟质于皋,皋辞,固请,乃尽舍成 都、咸遣就学。”因而南诏子弟在成都造舍就学之 始,源于韦皋对南诏纳质子弟的安置,而按封建惯 例,能有资格纳质的只可能是王室贵族子弟,绝非 常人百姓之子。南诏与唐修好后,就读成都的南诏 子弟日渐增多,且这种教育方式垂五十年不绝,从 之受教子弟以千计。尽管自南诏开国主细奴罗起 就劝民间读汉书,行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之事,盛罗 皮也于开元十四年效唐建孔子庙,但南诏的学校 教育却似乎始终未能建立起来,蒙氏家学和就学 成都的贵族式教育仍是南诏的教育主流。试想如 果南诏境内已有了学校教育规制,则南诏子弟大 可不必远赴异地就学,劝丰祐也不至于因西川节 度杜棕削减入川子弟人数而入贡不时,搔扰四川 边境,入学成都这种教育方式也不至能五十年不 辍;如果南诏的孔子庙确已建立,起着教化南诏百 姓子弟的作用,且能代代相因,则元初李京的《云 南志略》就不会有云南人“不知尊孔孟”之语了,流 传至今的南诏时的文学作品也绝不仅是南诏王骠 信、清平官赵叔达、宰相杨奇鲲这几个达官贵人的 诗作了。
        “宋挥玉斧”后的大理政权,与宋王朝的交往 更为稀少,其学校教育情况不得而知。但大理国时 的“释儒”或“儒释”现象却十分耐人寻味。所谓“释 儒”或’儒释”即出家的儒生或者读儒书的阿黎(有 的学者认为凡先在家读儒书后出家进佛寺的称为 “儒释”,凡先进佛寺读佛经后还俗回家读儒书的 称为“释儒”)。李京《云南志略》说:“师僧教童子多 读佛书,少读六经者,段氏而上,选置官吏,皆出此 辈。”反映出在大理国既重儒又崇佛的时代,寺庙 不仅是传播道义的地方,也是传授知识的场所,这 种寺庙即是学校的宗教教育与今天流行于西双版 纳、德宏等地的房奘教育有相似之处,教育的任务 不仅要传授知识,也要培养就学者的宗教情感和 宗教信仰。当然大理国“释儒”现象的存在又反映 出大理国学校教育的缺乏或不健全。
        总之,南诏大理时期滇云之域同内地汉民族 的交往在逐渐增多,滇云之域的汉文化水平也在 逐步提高。但在这个由滇云土着建立的奴隶制王 朝中,封建私有经济成份的缺乏和滇云文化先天 不足,只可能造就出南诏大理时期的这种贵族式 教育。毕竟,南诏大理时的云南那种稷下学宫式的 “文化下移”时代还没有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