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国到隋,中央政权对今天贵州地区虽设 置郡县,但郡县长官一般只领有治所附近地区,广 大的乡村仍控制在各族首领手中。到唐代,地方官 制分道、州两级,今贵州地区大多为黔中道属范 围。黔中道以下的州分两种:一种由政府直接控制 户籍、田亩,州刺史也由中央直接任命,称之“经制 州”或“正州”;另一种则任用地方土酋为刺史,其 内部事务政府很少过问,称之“羁糜州”或“边州”。 今贵州地区,乌江以北大多为“经制州”,乌江以南 大多为“羁糜州”。唐、宋统治者对边疆地区设置 “羁糜州”的目的是,在自身力量尚达不到的地区, 利用少数民族首领进行统治,而民族首领因归附 朝廷,其统治也得到了一定保障。因此唐盛时,贵 州羁糜州数量曾达五十个。羁糜政策的推行,安定 了边疆地区,也促进了中原文化的传入,对当地经 济发展是有利的。
        唐宋时期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将 今贵州地区作为惩罚罪臣、流放囚犯的地方。唐代 着名大诗人李白就因入永王璘幕府而得罪朝廷, 被谪夜郎。公元757年他由浔阳(今九江)监狱启 程,一路上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如“我愁 远谪夜郎去,何日金鸡放赦回?”“去国愁夜郎,投 身窜荒谷。”“夜郎万里道,西上令人老。”“我寄愁 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夜郎天外愁离居, 明月楼中音信疏。”等等。李白究竟有没有到过夜 郎或中途遇赦而返,是文学史上争论不休的问题。 但夜郎即今贵州地区被人们认作是离中原万里之 遥的“荒谷”,是令人愁、令人老的“蛮瘴之地”则是 无疑的。除李白外,史书上还记载了曾官宰相的第 五琦被流到夷州(今凤冈西北),开元间进士柳芳 被流徙黔中(今四川彭水,含贵州沿河一带)。还有 一些官员被贬或排挤到贵州,如陇右节度史皇甫 惟明被贬为播州(今遵义)太守;秦州刺史韦伦被 贬务川尉;御史中丞毛若虚被贬为牂州宾化(今福 泉一带)尉;河中尹赵惠伯被贬惠州多田(今思南 东北)尉等等。这些中原士人或官员被流贬到贵 州,对他们本人来说是一件不幸的事,但他们的来 到,加强了中原与贵州的联系,对今天贵州地区文 化的发展未必是件坏事。据《云溪友议》说,当时贵 州“凡溪乌呼吸文字,皆同秦汉之音”,反映了在中 原先进文化影响下,贵州地区的风俗习惯、语言文 字均与内地无异。
        宋代以路代道,贵州大部属夔州道,也设“正 州”及“边州”即“羁糜州”,羁糜州数量大致同于唐 代。宋代在贵州建置史上还有一件大事值得一提。 北宋太祖开宝七年(974)矩州(大致在今贵州西 部)土着首领普贵以所领矩州归顺,土语“矩”与 “贵”同音,朝廷敕书称“惟尔贵州,远古要荒”,“贵 州”名称始见于文献记载。宋徽宗宣和元年(119), 奉宁军承宣使、知思州军事田佑恭受朝廷加“贵州 防御使”衔。“矩州”由此称“贵州”,贵州开始作为 行政区划名称。
        唐、宋时期,贵州地区除正州、边州的设置外, 在贵州西部与大理国接界地方还有一些独立或半 独立的少数民族政权,较着名的有罗殿国、罗氏鬼 国(牂柯国)、于矢部、乌撒部等等。他们有时归顺 唐、宋中央朝廷,受册封,有时投向大理国,但都与 中央政权保持贸易关系,罗殿国的良马在当时就 很着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