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代,韩国主要占有今山西晋东南上党 地区和今河南豫中伊洛地区。韩国第一个都城在 平阳(今山西临汾),这里是韩国前期的活动基地; 后迁都于郑(今河南新郑),是韩国中、后期的活动 基地。韩国迁都于郑之后的地理形势,与魏国迁都 大梁后有相类似之处。正如《战国策》形容的那样: “韩,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胸腹。”说明韩、魏两 国的腹地皆在中原要冲,属于天下咽喉通道。尤其 是两国都城所在地河南豫中和豫东地区,其地势 皆“平夷洞达”,“四通辐凑”,“无有名山大川之 阻”,自古为兵家必争,有着举足轻重的战略意义。 一方面,若是国富兵强,这里可以扼住天下咽喉, 退可守,进可攻,立于不败之地;另一方面,若是国 弱兵削,这里便会有“八面受敌”之危。在战国时 代,韩国西临秦之函谷关大道,东据号称“天下之 枢”的“成臬(虎牢)之险”(《困学纪闻》),其战略地 位尤其突出。所以,在春秋时代,“晋、楚之霸也,争 郑”;到了战国末年,“秦之并六国也,始于韩。以虎 牢、成臬之险也。”(《玉海·通释》卷九)秦始皇吞 灭六国,之所以要从灭韩开始,就是因为韩国地处 天下咽喉要道,战略地位突出;同时,在当时的六 国之中,韩国又是政治腐败,国弱兵削的最甚者。 于是,秦兵遂由函谷关大道东向长驱直入,“拔成 臬、荥阳,十九年而韩亡”(同上书)。因此,从总体 上看,韩、魏两国自从迁都到河南地区以后,其所 处的地理形势“可谓危矣”。
        然而,在战国时代,韩、魏两国却巍然屹立于 七雄之林达二百余年之久,这又作何解释呢? 《图 书编》的作者向我们提出并分析了这个问题。他写 道:“河南豫州之地,平夷洞达,九有一毂,八面受 敌之场也。而战国之时,韩、魏以区区之陋邦,…… 界于楚、秦、齐、赵四大国之间,……而虎狼之秦搏 噬尤亟,其势可谓危矣。而终能鸡唱荷戈,月沉击 柝,继世相仍,为二百年之战国,与齐、楚偕亡。夫 以二百年韩、魏之君,岂皆贤哉?咸能不失疆土,则 以生于忧患故耳。”这意思是说,韩、魏两国地处天 下咽喉要道,又被楚、秦、齐、赵四大国所包围,“八 面受敌”,“其势可谓危矣”。而两国所以能够长期 雄踞战国,并不是两国的国君都是贤明的君主,主 要在于他们身处危境,产生了强烈的“忧患”意识, 能够居危以求安,终于使国家在恶劣的地理形势 下,“不失疆土”,“继世相仍”,顽强地生存和发展 了下来。
        当然,在地理形势方面,韩、魏两国的情形又 有很大不同。相形之下,魏国土地较为宽广,人口 稠密;韩国则土地窄狭,人口稀疏。更重要的是,魏 国的东、西两部疆域,大多平原肥沃,物产丰富,经 济发达;而韩国除了河南境内的伊、洛河流域外, 所在山西境内的上党地区山地多,平原少,经济落 后。因此,相对于魏国而言,韩国不但是小国,也是 穷国,在战国七雄中是属于“事小国微”(《史记· 韩世家》)的弱国。
        韩国的地理形势,对于韩国历史和文化的发 展有很深的影响。《汉书·地理志下》在谈到汉代 的颖川地方风情时这样写道:“颖川,韩都。士有申 子、韩非刻害余烈,高仕官,好文法,民以贪遴(吝) 争讼生分为失”。这是说,颖川境内的阳翟(今河南 禹县)曾经是韩国的都城。至于韩国何时由何地迁 都于阳翟,史家说法不一。但是,颖川确曾一度是 韩国的政治文化中心。颖川的地方风情,颇能表现 战国时代的韩文化风貌。那就是:申不害、韩非之 “余烈”犹存于士人之中,崇尚“仕官”,喜好“文 法”,盛行“争讼生分”之风。从汉代的颖川地方风 情可以想见,战国时代的韩国曾经是法家学派的 重要据点,有着广阔而深厚的法治文化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