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所说,山西晋南地区作为“古之天子常 居”的“帝王所都”之地,构成了中国古史传说时代 的文化政治中心,被称作中华民族文化总根系的 “直根”,因此,古史传说时代的山西文化,对于中 国古代文明的发展,不能不产生某种具有决定意 义的制约作用。通过考察华夏族先民领袖人物活 动的历史踪迹,可以看到,由他们开创的中国古代 文明的发展道路,具有如下典型的民族特点。
        (1) 典型的农业文明道路
        中国是世界上最典型的农业文明古国。农业 是中国历史进入文明社会的最根本的物质前提, 是上下五千年来中国这个文明古国的立国之本。 也就是说,中华古文明的本质是农业文明,中华古 文化的主体是农耕文化。在中国古史传说时代,华 夏族先民的领袖人物所以能够长期活动于中原黄 河流域的山西晋南地区,并以此作为立足点而形 成对于天下的统治,最根本的就是凭靠这里强大 的农业优势,开辟了富有中国民族特点的农业文 明的发展道路。这和游牧民族凭借硬弓骏马之力 制御其他民族,以及海洋民族利用海运商贸之便 征服其他民族的情形,大异其趣。
        先说炎帝和黄帝。传说中的炎帝,“用天之时, 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白虎通义·号》), 由此开创了我国古代的农业,被尊为“神农”;他为 了“求可食之物”而“尝百草之实”(《新语·道 基》),由此发明了中草药,而被奉为“药神”。传说 中的黄帝,“治五气,五种,抚万民,度四方”(《史 记·五帝本纪》),大力种植五谷,发展农业生产, 由此安抚了万民,交好了四方诸侯,增强了自己实 力,所以,面对炎帝的挑战和蚩尤的作乱,他能够 战而胜之,擒而杀之,终于登上了中央大帝的宝 座,被诸侯尊为天子;此后,他更加“劳勤心力耳 目”,“顺天地之纪”,“时播百谷草本,淳化鸟兽虫 蛾”(同上书),进一步发展农业和畜牧业,由此达 到了天下大治。这说明,炎黄二帝作为华夏民族的 始祖和华夏文明的开创者,他们的历史功业,主要 是在大力发展农业生产的基础上,率领华夏族先 民跨进了文明社会。
        再说尧舜禹以及殷契和周弃。到了尧舜禹时 代,农业生产的地位更加重要。所以,尧舜鉴于周 弃“好耕农”,遂将他“举为农师”,命他主持“播时 百谷”,赐号“后稷”;于是,“弃主稷,百谷时茂”, “天下得其利,有功”(《史记·周本纪》)。可见,这 时已经设置了专司农业的“稷”官,标志着农业生 产有了更大规模的发展。同时,舜还命禹“平水 土”,治河道,发展农田水利事业。舜晚年,鉴于大 禹治水成效卓著,“唯禹之功最大”,他便“荐禹于 天”,举荐大禹为自己的继承人,由“禹践天子位” (《史记·五帝本纪》)。总之,在尧舜禹时代,先是, “舜耕历山”而“代尧践帝位”(同上书);接着,“禹、 稷躬稼,而有天下”(《论语·宪向》)。这些事实说 明,当时活动于山西晋南地区的华夏族先民领袖, 无一不是由“耕”、“稼”起家,通过大力发展农业生 产而取得统治地位的。
        由此可见,炎黄尧舜禹时代所开辟的中国古 代文明的道路,是典型的农业文明道路,它经过夏 商周三代的发展而达到鼎盛,由此奠定了中国这 个农业文明古国的历史格局。秦汉以后,虽然确立 了小农私有制的封建生产关系,取代了奴隶制的 “井田制”生产关系,但是,农业文明古国的历史格 局却不曾改变,而是发展得更加典型、更加成熟和 完善了。
        (2) 典型的宗法奴隶制道路
        宗法关系也叫氏族血缘关系,它是原始农业 生产方式的产物,是维系原始氏族社会制度的主 要纽带和机制。按人类社会的一般发展,随着原始 制度让位于奴隶制度,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宗法 关系也被赤裸裸的阶级对立关系所取代。然而,华 夏族先民在向文明社会过渡中,并未彻底改造原 始公社所有制的农业生产方式,因而也不可能根 本革除由此而产生的氏族宗法关系,相反,宗法关 系继续被作为维系奴隶社会制度的主要纽带和机 制,发展得更加完备了,由此形成了富有中国民族 特点的典型的宗法奴隶制。
        大体上说,从古史传说的五帝时代到西周灭 亡,中国的宗法奴隶制经历了两个不同的发展阶 段和两种相应的表现形态:夏王朝以前,主要表现 为以父子血缘为纽带的家族奴隶制;夏王朝以后, 逐步发展为以嫡长子继承为核心的宗族奴隶制。 如《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有二十五子”,“高 阳氏(颛顼,黄帝之孙)有才子八人”,“高辛氏(喾, 黄帝曾孙)有才子八人”;又说:“帝鸿氏(黄帝)有 不才子”,“少皞氏(东夷集团首领)有不才子”,“颛 顼氏有不才子”,“缙云氏(炎帝后裔)有不才子”, 等等。传说中的这些族系,便是以父子血缘为纽带 的父系家族奴隶制。夏王朝以后的情形有所不同 了。如《史记》中的《夏本纪》、《殷本纪》说:“禹为姒 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 ……”;“契为子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殷氏、 来氏、宋氏……”。可以看出,禹和契的族系,主要 已不再是以父子关系为纽带的父系家族制,而是 发展为规模较大的父系宗族制了。西周是最发达 的宗族奴隶制,其核心是嫡长子继承权,也叫嫡长 制。其中,家族是基础,由父系家长主持,嫡长子世 代相袭;家族之上为宗族,它是若干近亲家族的联 合体,有大、小宗主,各由嫡长房世代充任;宗族而 上还有公族,它是诸侯国中同姓宗族的总和;公族 之上是王族,即国君或天子的同姓宗族,属于最高 一层。西周奴隶制王国便是由这样宝塔结构式的 宗法体制组成的。
        西周灭亡后,经过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社会由 奴隶制过渡到了封建制,剥削方式和阶级关系都 发生了根本性变革,但是,盘根错节的血缘宗法关 系却继续适应封建制的需要,被作为维系封建社 会机体的强大机制,变得更加稳固和完备了。从这 个意义上说,不仅中国的奴隶制属于典型的宗法 型奴隶制,而且,中国的封建制同样属于典型的宗 法型封建制。
        (3) 典型的亚细亚维新道路
        这主要是就中国古代奴隶制的国家形态而言 的。“亚细亚”是指与西欧相对应的古代东方社会, 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用语;“维新”也叫“惟新”,是 指与革命相对的改良,来源于《尚书·盘庚》“人惟 求旧,器惟求新”。恩格斯说过,西欧奴隶制国家有 三种典型形态,即雅典国家、罗马国家和德意志 (日耳曼)国家,它们是“在氏族制度的废墟上兴起 的三种主要形式”(《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 源》),也就是在全面革除了原始氏族公社制的基 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中国的奴隶制国家则不同, 它是“人惟求旧”,即保留旧的氏族贵族,而又“器 惟求新”,即把原始氏族公社体制改变为新的奴隶 制国家机器。拿侯外庐先生的话说:“前者是新陈 代谢,新的冲破了旧的,这是革命的路线;后者却 是新陈纠葛,旧的拖住了新的,这是维新的路线。” (《中国思想通史》第1卷)
        这里说的“革命”和“维新”,大致可概括为如 下两个方面:其一,在西欧,全面革除了原始社会 的财产公有制,确立了奴隶主对于土地、生产工具 和奴隶等财产的个体私有制;中国则是把原始公 有制转变为奴隶主贵族的公有或国有制,形成了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样 一种局面。其二,西欧彻底冲破了以血缘为纽带的 氏族宗法体制,社会成员按居住地区和财产差别 来划分,形成了赤裸裸的阶级对立关系和奴隶主 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机构;在中国,只是旧的氏族 贵族集团摇身而变为贵族奴隶主阶级,并在血缘 宗法关系的维系下,国家的财权、政权、兵权和神 权,高度集中于国君或天子这个最大的奴隶主或 最高的氏族长手中。“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 ·季氏》),宝塔式的氏族宗法网络,掩盖着赤裸裸 的阶级对立关系。
        然而,耐人寻问的是,所谓维新,并不意味着 和平过渡,相反,它是在发生了阶级分化的氏族部 落或部落联盟之间激烈而频繁的兼并战争中走过 来的。这是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历程中非常值得重 视的民族特点。首先是炎、黄、蚩尤之间那场著名 的大战,战争的胜利者黄帝由此而夺得了天子地 位。尧舜禹时代,战争更加频繁激烈。其中,最为著 名的是讨伐三苗的长期大规模作战。三苗又称有 苗,属于南方湘鄂赣一带的苗蛮民族集团。当时, 经过黄帝擒杀蚩尤的战争后,华夏与东夷民族集 团长期相安无事,而实力强大的苗蛮集团却北上 兴兵作乱,不得不予讨伐。正象梁启超所说:“大抵 当尧舜禹之际,苗族已侵入我族之根据地,故以攘 斥之为唯一大业。”(《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这 场战争进行了相当长时间,最后由夏禹平服了三 苗,进而一步步结束了万国林立的纷争局面,建立 起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奴隶制国家,把中国 古代文明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这里可 以想见,儒家经典宣扬的所谓“禅让”说,恐怕只不 过是寄托了他们的政治理想,未必确有其事。甚至 如荀子所说,那不过“是虚言也,是浅者之传、陋者 之说也”;因为,“天子者,势位至尊,无敌于天下, 夫有谁与让矣!”(《荀子·正论》)韩非更认为,舜 和禹所以能够继承帝位,乃是“舜逼尧,禹逼舜”, 是“人臣弑其君”的结果(《韩非子·说疑》)。诸如 此类的说法,历代不乏其人,语虽尖刻,却不无道 理。可见,儒家的禅让说不足以据为信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