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农业文明的出现,必然要产生出对于一 个强有力的政治核心的要求。中国古代先民在选 择了农耕作业的生产方式以后,紧接着便需要得 到一种对其自身生产方式的保护,这就是政治。政 治活动是伴随着经济活动而自然产生的,是为经 济服务的。经济活动是因,政治活动是果。早期的 政治活动即如《韩非子·王蠹篇》中所说,上古之 世,人民少而禽兽多,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人发 明了构木为巢的办法,人民喜欢他,推举他做领 袖,称之为“有巢氏”。人民生食瓜果蚌蛤,腥臊恶 臭伤害腹胃,有人发明了钻燧取火的办法,人民喜 欢他,推举他做领袖,称之为“燧人氏”。说明不论 是什么人,只要他能使人们的生活得到改善,能对 人们提供保护,就会被推举为当然的领袖。只有比 游牧生产方式更高的农耕生产方式才能积累更多 的物质财富,产生出更高的农业文明。农业文明的 发展越是完善,政治和军事的力量才越是强大,对 农业文明的保护才越是有效。政治的作用对内是 对农业生产进行组织和管理,对外是对不同生产 方式与不同文化类型之间的冲突进行防范。然而 在中国早期,政治的产生来自于农业文明的内部, 并非在农业文明之外另有一个政治系统。农耕经 济与政治保护是互相依存、互相消长的,政治作用 的充分发挥,取决于更加严格地恪守农耕作业的 传统。即如《吕氏春秋·上农篇》中所说,古代圣王 教导其民,先教导其务农。务农不仅是为了地利。 百姓务农则性情朴实安分,尊重君主,百姓务农则 资产丰厚,不乐迁徙,可以守,可以战。说明国民生 计的第一要义是务农,但务农的意义并不单纯是 务农,同时也是为了政治安定和为了守战,简短几 句话充分概括了农业经济与政治和军事三者的依 存关系。
        世界上有许多古代农业文明,和它们相比,中 国的农业文明有一个非同一般的特点,这就是其 中的政治因素在古往今来的数千年中,曾经从各 个方面一次又一次不断地得到了强化。经济与政 治的关系逐渐发生了变化,晚期的政治与早期已 大不相同,枝大于干,末大于本,以至于反本为末, 本末倒置。
        政治因素得到强化的主要原因是周边游牧民 族对中原农耕区的威胁,也就是古人所常说的“四 夷侵陵中国”。早在春秋时期,中原各国就纷纷警 醒说“蛮夷猾华”,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提出 “明夷狄之分”、“尊王攘夷”、“内诸夏而外夷狄”、 “戎狄是膺,荆舒是惩”,说明当时人们心目中对四 夷的问题看得确实很重,和后来五胡乱华时期一 样,已到了“怨恨之气,毒于骨髓”的程度。而在四 夷方面,也果然是公元前771年西夷犬戎攻杀周 幽王的大仇还没有报,公元前664年北夷山戎又 已侵陵到了燕国、邢国和卫国。周平王东迁时,大 夫辛有前往伊川,见人被发祭于野外,预言说:“不 及百年,此其戎乎! 其礼先亡矣!”果然,公元前 638年秋,原居住于秦国、晋国西北的陆浑之戎就 内迁到了伊川。
        从春秋直到清代,“四夷侵陵中国”的情况不 断发生,代代不绝。众多的游牧民族从东南西北四 个方面包围着中原农耕区,俨然构成了与中原农 耕区永久相伴的一种特殊生态环境。中原农耕区 以其都城为中心,其文化和政治势力逐渐向外延 伸,形成一个个放射状的同心圆,直到与周边游牧 族接壤。同心圆的大小视农业区及其政治的发展 而定,大略说来,在西北方面第一级是西域,第二 级是关陇,东北方面第一级是朝鲜辽东,第二级是 幽燕。西汉和唐代国力大张,首先要进占的就是西 域和辽东。东周和东汉国力衰微,迫不得已,关陇 也是可以放弃了。而一旦关陇和幽燕沦丧,中原经 济区就失去了最后的保护屏障,这种危险在以往 数千年中也是经常会面临的。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国古代的政治家提 出了集权政治的主张,提出“溥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主张实行政治上的高度集权 和绝对统一。春秋时期,齐桓公和管仲君臣二人提 出“尊王攘夷”的口号,出兵扶助周王室,救燕救邢 存卫,为后世做出了榜样。明代首辅张居正迫于内 忧外患的压力,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在主 张上与齐桓管仲一脉相承前后呼应。与此同时,以 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人物怀着深切的忧患意识,借 助对春秋历史的解释,提出了“春秋大一统”的思 想,在学术上与政治家的主张相配合。集权政治和 大一统思想作为传统典范被继承下来,每当人们 再一次遇到游牧民族的危胁时,就会想到它,运用 它,甚至不惜抱残守缺,矫枉过正。政治家和儒家 学者所追求的大一统集权政治,既是政令的统一, 国土的统一,又是学术思想和道德观念的统一,甚 至还包括对人的内心情感的控制。总而言之,是将 经济、文化、人生等等全部内容统一在政治一点 上。
        和世界上其他古代农业文明相比,很少有哪 一个文明能像中国这样历久不衰,在种族血缘、农 耕方式和思想文化各个方面都世代继承,保持不 断。从这一点来看,中国古代的政治实现了它最初 的目标,它是成功的和有巨大贡献的。不过,由于 在以往数千年间不断遭受到内忧外患的刺激,不 断地被强化,也终于使古代政治逐渐成为了一个 近乎绝对的因素。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从早期的政 治是农业经济的保护,转变成为高踞于农业经济 之上。从古代生态环境和农耕方式上,可以说中国 古代的文化就是小米文化、桑粟文化、农业文化。 从大一统的集权政治上看,则也可以说中国古代 的文化是以农耕为基础的、突出政治、以政治因素 为核心的政治文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