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原生型文化
        先秦时期的岭南文化,属于原生型的地域文 化,其历史可以追溯到远古史前时期。
        何谓原生型文化?笔者认为,原生型文化有如 下几个主要特点:
        其一,原生型文化是与远古时代人类的原始 状态相伴相生的文化现象,其显着特点是对大自 然事物现象的高度依赖性。人们由于对自然事物 现象的无知,而又必须生活在自然界中,便自然而 然地产生了对自然界的崇拜心理;为求生存便往 往以自然为师,以求自身能够适应仁慈而又残酷 的自然生态环境。在长期的实践经验积累过程中, 人们终于创造了具有鲜明自然性的文化。这种文 化界乎人与兽之间,交织着人性与兽性的矛盾冲 突与调和,带有人类脱离兽性而又未能完全摆脱 兽性的深刻印记,却也表现了人性的智慧和创造 精神。在精神文化方面,诸如对火的崇拜,对风雨 雷电的崇拜,对生殖及生殖器的崇拜,进而发展为 图腾崇拜及原始宗教崇拜;早期的原始婚姻、家 庭、生活习俗观念等等;在物质文化方面诸如生活 资料的生产、饮食、衣饰、居处所必需的工具、用 品、装饰物,从渔猎、圈养动物到锄耕农业的发展 进步等等,无不体现着自然的朴素性和原始野性。
        其二,原生型文化在未有私有财产和阶级之 前的人类社会中发育、发展,随着私有财产和阶级 的生成而淡化、转型甚至消亡。原始父系氏族公社 的社会形态,是原生型文化发展的顶峰期,也是原 生型文化消亡的始发期。随着私有财产的生成,随 着阶级社会的成熟,人类彻底脱离动物性状态,进 入人类社会文明之后,所创造的文化,便不再是原 生型文化,而是在原生型文化基础上再生成的再 生型文化。
        其三,原生型文化明显受到一定的自然环境 影响和制约,因而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和人文风 情。远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古人便早已注意到了这 一点。《荀子》中的《儒效》《荣辱》等篇便都指出: “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 靡使然也。”“譬之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 是非知能才性然也,是注错习俗之节异也。”所说 的中心意思都是:楚人生活在楚地、越人生活在越 地、华夏人生活在中原华夏,各有各的个性、气质 和习俗,这并不是天生下来就这样的,而是不同地 域的文化薰陶培育的结果。
        (2) 先秦时期的岭南文化
        ①原生型的地域文化
        先秦时期的岭南文化,是岭南地区自远古时 期不断创造积累的原生型地域文化。由于史料缺 乏的局限,我们只能着眼于西周至春秋战国这一 历史阶段略作探讨。
        先秦时期,岭南地区远比中原落后。中原华夏 族约于公元前2100年的夏王朝时期,父系氏族公 社即全面解体,进入了以青铜文化为标志的奴隶 制社会。又经历了殷商、西周的1500年左右的继 续发展,于春秋晚期开始进入地主封建制社会。在 这期间,铁器开始广泛使用,农业发达,社会繁荣; 确立了影响中华民族长达近3000年的宗法制;政 治文化、制度文化、器物文化、习俗和观念文化均 已具备完整的系统。由此而出现了春秋战国时期 诸子活跃、百家争鸣、学术繁荣的辉煌灿烂局面。 但岭南地区却仍然基本上停留在父系氏族公社阶 段,一方面是地旷人稀;另一方面各氏族部落却又 分支极多,居处分散,各不相属,部落之间战争不 息。直至春秋晚期,才逐步过渡到极不完备的奴隶 制社会初期,其中约有三分之一的地区和人口,更 迟至西汉初期才最后完成父系氏族公社向奴隶制 社会的变革。
        从文化上说,岭南地区仍处于原生型文化阶 段。这种原生型文化,是以岭南土着居民南越原始 民族,在独特的百越文化圈的环境氛围中独立发 展而成的,既具有百越文化圈的文化共性,又不同 于同属百越文化圈的吴越文化、楚文化,更大异于 中原华夏文化,是自成体系的岭南原生型文化。
        ②物质文化
        形态与风格都与中原华夏民族有显着差异。 而与百越文化圈中其他地区和民族相比较,则又 显示出同中有异的交流互补现象。最突出的为几 何陶纹文化、青铜器物和铜鼓文化、巢居式干栏居 室文化及船文化。
        岭南出土陶器极多,但除其中一片泥质陶罐 残片是拍印着五个女子手拉手跳舞的人物图形特 例外,所有已发现出土的从西周至战国期间的陶 器外部装饰纹,都是用预先制成的夔纹、米字纹、 菱形纹等印纹陶拍拍印的。考古学家称之为几何 图形印纹陶器。中原华夏文化陶器中尚未有此种 印纹陶器发现,而在吴、楚、滇等古百越文化圈内 则多有发现,但远不及岭南地区的普遍和多量。
        在青铜器方面,最突出的是铜鼓。在今广东西 部及广西壮族、侗族等少数民族中,铜鼓仍然是一 种具有民族及地方特色的,传统古远的文化现象。 在原生型岭南文化时期,铜鼓本是南越族人青铜 文化和祭祀文化的主要器物。青铜器物中的靴形 钺和戚等,显然也是石器时代同类型器物的继承 和发展。
        巢式干栏,是古越族人的典型居室。晋朝张华 的《博物志》说:“南越巢居”。可见古人早就注意到 南越民族的居室特色,是百越中最为突出的。从考 古及史料证实,南越族人的祖先们本来也是穴居 的。从穴居到巢居,是南越民族为适应恶劣的生态 环境的重大发明。为避毒蛇猛兽和瘴疠之气,迫使 人们走出洞穴,仿效鸟类,在树上筑巢而居,后来 便创造了在较高的支架上建造竹木结构的草顶居 室,这就是干栏。干栏起于何时,已无法考证。但在 今广东高要茅冈遗址内出土了距今约4000年前 的新石器末期的成片比较完整的木构干栏,足见 其历史之久远。干栏在岭南地区的两广及海南,都 被世代相传着,至今两广地区的壮族、海南的黎 族、部分山区河谷地带的汉族,仍以干栏为居室, 不过因地域不同已有麻栏、高栏、葛栏、阁栏等不 同名称和建筑特色。干栏还与北京四合院、西北窑 洞、客家围屋和云南一颗印,被中外建筑学界并列 为我国五大特色民居建筑。
        岭南濒海,河流纵横,少不了要以船为主要交 通工具和生产工具,“善于用舟”,是先秦岭南物质 文化的一大特色。《南越志》说:“越王造大舟,溺人 三千。”《交州记》说:“越人铸铜为船在江,潮退时 见。”史料所提的线索实在太少,上引两则,不仅语 焉不详,而且有点荒诞。然而,我们的考古工作者, 却有重大发现。1974年底,在广州市的一个建筑 工地上发现了一处古代造船遗址,经1975年和 1994年两次发掘及考证,确定是秦代的造船工 场。仅就已发掘的不到7000平方米原址十分之一 的范围,便已发现了三个造船台。其中两个的规模 可建造载重20—30吨的木船;另一个规模更大, 可建造载重50—60吨的木船。而且遗址中留下的 一些造船工具和设备,竟然在今天的木船厂中仍 然应用着。足见当时南越族人已掌握了相当高的 造船技术。这是南越族人在远祖们的创造发明基 础上发扬光大并泽及后代的船文化成果。
        与此相联系的,是南越族人独特的饮食文化。 南越族人善用舟,习水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谋生 觅食。因而形成了以渔猎捕捞采集为主的谋生手 段,不仅喜吃鱼类及江河湖海的各种贝类,也视 蛇、虫、鼠为美食。中原人因此而深为惊诧;视南越 族人为异类,甚至认为“与禽兽无异”。晋朝张华在 所着的《博物志·五方人民》中,即大不以为然地 说:“东南之人食水产”,“食水产者,龟、蚌、蛤、螺 以为珍味,不觉其腥臊也。”近年在岭南沿海多处 发现规模颇大的贝丘遗址,更有力地证实当时南 越族的食物构成所形成的富于岭南地域特色的文 化景观。当今岭南饮食文化中名驰中外的“海鲜”, 无疑是源于古南越族人的饮食文化,可谓名副其 实的源远流长。
        相对地说,岭南的稻作文化却明显地落后。虽 然近几十年来在考古方面发现了多处距今约四五 千年前的稻谷,然而,由于当时缺乏先进的铁农 具,只能依靠石器和木制的原始落后的简单工具 “火耕水耨”,这又体现了岭南文化原生型的落后 性。
        ③精神文化
        图腾崇拜与祖先崇拜合一的原始宗教文化是 岭南原生型地域精神文化的一大特色。古南越族 人在生产和生活中有两大困惑无法解答:一是自 身的来源。由于对生殖和繁殖的无知,人们不明白 自身是如何来到这世界上的,于是把祖先视作某 种自然物。这种自然物必须是与自己的生存有密 切关系而颇具神力的。这便产生了图腾。二是当时 的南越民族祖先们,居住在沿海地区的,多依赖海 洋为生,往往受到类似传说中的龙的伤害;在离海 稍远的小平原上生活的人们,多以种植水稻为生, 最大愿望就是风调雨顺,谷物丰收,于是便企盼着 农业之神的护佑。不知从何时起,南越族人便产生 了以龙和羊为图腾兼祖先的原始宗教观念。
        关于龙,现已很难确证其原生物是什么,也许 是大蛇,也许是鳄鱼,甚至可能是华夏龙(即今天 在民间长期流传虚构的龙)。南越族人既视之为威 力无比的图腾(神),也自认为是自己本族的祖先。 不少古籍多有大致相同的记载:南越族人剪发纹 身,以像龙子,目的是避免神龙祖先伤害,求得保 佑。最早有关这方面的记载是《左传》(哀公七年), 之后还有《庄子·逍遥游》《淮南子·原道训》《说 苑·奉使》等等。清初屈大均《广东新语·鳞语》的 记述,可说是集众说而成:“南海龙之都会,古时入 水采贝者皆绣身面为龙子,使龙以为己类,不吞 噬。”南越族人的这种原始宗教观念千百年来延续 着,直至本世纪50年代,海南黎族妇女仍然保持 纹身绣面的习俗;在岭南广大汉族地区,则以形式 丰富多采的龙舞,曲折地反映了这一古老的文化 遗存。
        以羊为图腾和祖先崇拜的偶像,同样源远流 长。现今的广州,又称五羊城、羊城、穗城。据《羊城 古钞·古迹》记述:西周时,从南海上空飞来了五 位穿着五种不同颜色衣服(据说是红、黄、黑、白、 紫)各骑着五只不同颜色的羊的仙人,齐集今广州 (楚庭)。仙人将五色羊口中含的有六个穗的稻穗 赠给人们,并祝福说:愿此地永无饥荒。之后仙人 腾空飞去,五只羊便化为石。自后广州地区果然风 调雨顺,粮食丰收,羊也因此成为赐给人们粮食的 神,也成了图腾和祖先的偶像,备受尊崇,享受拜 祭。
        与此相关的是俗信、迷信合而为一的祭祀占 卜文化。南越族人有很多享受拜祭的神灵,都是自 然界的存在物,对鬼尤其敬畏,认为能敬祀灵鬼, 可保长寿,对鬼怠慢则短命夭折。连《汉书·郊祀 志》也特别记述了一位名为“勇之”的南越族人介 绍南越人敬畏灵鬼的情形。勇之还言之凿凿地说: 东瓯王敬鬼,因而享寿160岁的例子,以证明鬼是 确实存在,而且鬼力无边。南越人极重视占卜的吉 凶效应,但器物与中原华夏的龟卜、蓍筮不同,多 用鸡卜。在今广西偏僻山区的壮族、海南黎族的老 一辈中,仍保存着这种奇特的占卜习俗。
        独特的自然地理和生态环境,培育了南越族 人崇尚勇猛、好勇斗狠、冒险开拓的原始粗犷的性 格风貌,由此而形成了南越族人既具有不畏艰难 险阻,不畏死亡威胁,勇于与自然斗争、勇于反抗 强敌的崇尚刻苦耐劳、勇猛好斗、顽强不屈的精 神,又具有开拓、兼容、冒险、进取等开放性的海洋 文化气质。
        ④在冒险开拓中实现文化交流
        南越族人虽处于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中,但 因不甘于封闭而多方寻找和开辟与周边、中原、甚 至海外异邦的人际交往和文化交流的通道。这种 人际交往和文化交流的实现,虽难以具体考察,但 史籍和考古都为我们提供了不少零碎的线索,在 一定程度上证实了广泛的文化交流,使先秦时代 岭南文化显得更为丰富多彩。
        对于海外异邦的交往,无史可稽,但有实物可 证。在距今五千年前,今广东省南海市着名旅游胜 地西樵山,曾是岭南先民的大型石器制造工场,所 生产的石器工具,不仅遍布百越文化圈范围内,而 且在今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地都有发 现;秦汉时代便在中原地区享有盛誉的岭南名贵 香花茉莉、素馨和某些香料,据有关学者考证,是 古岭南人从南洋诸岛引进的。足见岭南地区海外 文化交流历史之久远。
        至于与百越文化圈及中原华夏地区的文化交 流,有史可证的,早在商周时代便已存在着。《尚书 ·禹贡》《逸周书·商书·伊尹朝献》等古籍,便已 提到岭南地区向中原统治者进贡土产方物的事 实。楚国与岭南交往的历史,最迟也当在公元前 887年,据史籍所载,古楚庭(今广州),便是当年 楚成王在岭南建成的最早的宫室。
        岭南的土特产、珍禽异兽、象牙、犀角、翡翠、 美玉、珠玑、玳瑁等珍宝和技术不断提高的工艺 品,从商周至战国,都通过多种渠道进入中原大 地。而中原地区的青铜礼器、祭器和先进的铁器制 品也断断续续地进入岭南,对岭南的器物文化和 制度文化、祭祀文化,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岭南一些杰出的人才,也有跨越五岭或泛海 北上,成为春秋战国时期一些诸侯封国的卿士,而 作出贡献的。据《百越先贤传》等古籍记载,东周及 春秋之时,有南海人勇获,曾为吴王夫差的大夫; 梓藏担任过齐国宰相;高固曾为楚威王将相;公师 隅任越国首相,奉命出使魏国,献舟船三百艘,箭 五百万支及犀角、象齿等礼物,与魏国结盟,以牵 制楚国……等等,虽然多属难以稽证的传闻,但南 越人跨越险峰,渡过大海,进入岭北各地,实现人 际交往、商贸活动和文化交流,应该是毋庸置疑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