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它有兼收并蓄的胸怀、有容乃大的肚量。在中国哲学史上,儒释道三家或自本土产生,或自天竺传入,都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融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并且被统治者用作教化的工具。在北京这个六朝古都,虽然三家的影响此消彼长,但基本上还是互相依存互相制约,形成了儒释道三足一鼎安天下的局面。
        儒家风范
        孔子是封建社会的无冕之王。秦以降,历代封建统治者无论信佛信道,在思想和政治的统治及教育和选拔人才等方面,都脱离不了儒的影响。儒家的祖师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是古代提出系统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的第一人,其影响达千年之久。孔子对其弟子普遍施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的教育,并对不同的学生进行分科的特殊引导。他的科别以品德为首位。孔子给弟子规定了必修课:诗、书、礼、乐。“子有四教:文、行、忠、信。”(《述而》)其内容包括文化、伦理、德行各个方面。孔子培养了弟子三千,身通六艺的贤者七十有二,他们个个可为帝王之师。封建统治者逐渐意识到,对士加以笼络有利于其统治的巩固,于是纷纷建立学校。这些学校是宣讲儒学的地方,也是推动和发展中国文化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地方。辽代南京(即幽州)就设立了国子学(太学)。金中都设立国子监、太学、女真国子学等,学习词赋、经义等学科。元代设国子监,学“四书”、“五经”等。明清设国子监,学址在今北京安定门内成贤街,以学习儒家经典、正史为主。明代在北京还设有京卫武学,武学除学习武艺及有关武艺的书籍之外,还要学习儒家经典,连教育皇族子弟的贵胄学校也学习“四书”、“五经”。就在这些学校中,用儒学的营养滋养了一代又一代士人。儒学教育下的士子除学问外,还要有很高的道德要求,他们要“正心、诚意、修身”,要“齐家、治国、平天下”。
        官学中的学生享有优厚的待遇。明清国子监学生不仅自身免赋税,有些还可享受每月供给的廪米鱼肉,家贫不能自给者发给学田租谷,宗室学生则可支领八旗俸银。金中都国子监学生由国家供养,每人给学田百余亩。
        隋唐以来,在中国实行了科举制度,官学就转化为科举的附庸和预备场所。辽的科举考试仅为汉人设立。金中都的科举考试每年一次,分词赋、经义、女真进士、律、经等科。元大都的科举考试只设进士科。科举考试分乡试、会试、殿试三级,三年举行一次。各地乡试取中的举人到大都城礼部贡院参加礼部主持的会试,考生试前一日傍晚入贡院分宿,次日经搜检后入考场,只许带《礼部韵略》,军士监试,日落前交卷。殿试由皇帝钦派考官主持,在翰林国史院考,由蒙古宿卫看守,名次由考官呈皇帝审定后在大内红门张榜公布。放榜日,新进士在宫阙前唱名谢恩,择日由皇帝赐新榜进士恩荣宴,又择日,新进士至先圣庙行礼并题名刻石于国子监。
        明清的科举考试亦三年举行一次,分乡、会、殿试三级。文举设进士一科。明永乐十九年迁都北京以后,会试、殿试都在北京举行。会试在乡试后第二年春天由礼部主持,因此又称礼闱、春闱。考场在大都城礼部贡院。应试的是乡试中举的举子。贡院旧址在今东城建国门大街路北贡院东街和贡院西街之间中国社科院大楼处。贡院始建于明永乐十三年,坐北朝南,院四周有两重高大的围墙,墙头覆有荆棘,因而又称“棘闱”。贡院大门叫龙门,喻鲤鱼跳龙门意。大门五楹,上悬三座木匾,中为“天开文运”,东为“明经取士”,西为“为国求贤”。中轴线主建筑为五魁祠、明远楼,楼前有一古槐称“文昌槐”。另有至公堂、内龙门、聚奎阁。主考官住聚奎阁,阅卷在会经堂和十八房。东西两旁有数十排共计九千多间考棚,亦叫号舍。会试考三场,每场考三天,考生经搜身入考场,然后各入号舍,每人一间,外面上锁。号舍内有灯烛一盏、炭火一盆,考生几天中吃住均在其中。考试项目主要为八股文和试帖诗。八股文题目出自“四书”、“五经”,仿宋代经义,但措辞要用古人口气,即所谓代圣人立言。结构有程式,字数有限制,句法要排偶,又称八比文、时文、时艺、制艺。
        自唐以来,每次科举考试皆为士子之大事。“学而优则仕”,士子应考踊跃如过江之鲫。年年岁岁,贡院考场上不知有多少白发人,考场外不知有多少零落人,野僻荒郊不知有多少投环之人,江河湖泊中又不知有多少赴水之人。科举选才,深得帝王青睐。史载,一年唐太宗在私幸端门见新进士鱼贯而出,不禁喜出望外:“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佛寺香火
        在西汉末、东汉初传入中国中原内地的佛教,在四世纪初至中叶传到了北京地区。西域佛僧图澄就在这时候投奔了后赵统治者石勒。石勒死后,石虎为帝,对图澄亦格外崇敬,北京地区也便有了寺庙香火、青灯古佛。
        潭柘寺是北京最早的寺庙之一,距今已有一千七百多年历史,故老北京有“先有潭柘,后有幽州”之说。
        北京的佛教由西南方向传入,佛寺也由西郊向外城发展,再由外城向内城发展。故西郊寺庙最多。
        北魏文成帝和孝文帝崇佛,现存于北京海淀车儿营的魏太和造像就是当年一佛寺遗物。该寺名石佛殿,在一极高的台地上,矗立着一座尖顶略带西洋特色的正方形花岗岩石建筑,高约8米,四面辟有拱券门窗。屋中这尊石佛像,雕于北魏太和二十二年(499),高1.65米,站立于高约1米的石雕须弥莲花座上。石佛背后有高2.2米的背光,背光后自上而下横向排列着十二排共一百二十四尊小佛像。小佛像一般高12厘米,最小一尊仅高4厘米。广安门外滨河路天宁寺原为北魏孝文帝时光林寺,辽代在寺后添建了一座舍利塔,元末寺院毁于兵火,荡然无存,只余高塔茕然孑立,明成祖朱棣命重修寺庙,宣德中改称天宁寺。现寺已零落。隋唐时期佛教大盛,北京也建了不少寺庙。悯忠寺、云居寺、十方普觉寺(卧佛寺)等都是当年留下的名寺。另有许多已颓圮。
        辽金元清时代北京佛寺建得相对地少,佛寺香火也不那么旺盛。因为这几朝的帝王原为游牧民族,他们有自己的宗教。即便如此,这四朝也有一些著名寺庙出现:香山寺,始建于金大定二十六年(1186),原名大永安寺,元代改称甘露寺,清乾隆十一年(1746)改称香山寺。还有碧云寺、柏林寺、报国寺等。明代的佛寺大大增多,因为明代许多帝王都信佛,他们中一些人还与佛家有渊源:朱元璋僧侣出身成了帝王,朱棣与朱允炆争夺帝位成功是由于得到名僧姚广孝的全力帮助。上有所好,下有所趋,明代的宦官也好建寺,现存较有名的如位于海淀魏公村的大慧寺(俗称大佛寺),即为明正德八年司礼太监张雄捐资修建。寺内原有一尊高5丈的千手千眼观音菩萨铜立像,抗日战争时期被毁,现存的木胎立佛等是后来补塑的。智化寺,在朝阳门内南小街禄米仓,为明正统年间太监王振舍宅修建。王振以感念皇恩名义建寺,故英宗赐名“报恩智化禅寺”。“土木之变”后王振被抄家灭族,英宗复辟后,又在寺内为王振建旌忠祠,立塑像,直至清乾隆七年后才不再祀王振。
        北京还有藏传佛教的寺庙。藏传佛教又称喇嘛教,是佛教传入西藏后与西藏本教斗争融合的结果。喇嘛教在忽必烈时传入元朝宫廷,并随忽必烈迁都而首次进入北京。及至元朝灭亡,喇嘛教在北京的影响消失。清顺治入关为帝,敦请五世达赖前来会晤,北京地区就有了喇嘛庙和喇嘛。清代北京地区的喇嘛庙有雍和宫、妙应寺等四十一座之多。雍和宫是原清世宗雍正称帝前的王府,乾隆九年(1744)改为喇嘛庙。它是北京最大的喇嘛庙。阜城门妙应白塔寺内那座色白如银、塔制如幢的白塔,据考建于辽寿昌二年,因西方属金,所以建白塔镇之。塔内藏释迦佛舍利戒珠二十粒、香泥小塔二千座,无垢净光等陀罗尼经五部,水晶为轴。塔由当时入仕中国的尼泊尔工艺家阿尼哥参与设计与修建,塔形完全是印度式的真正阿罗汉浮图式样,与缅甸仰光大金塔造型仿佛。元世祖忽必烈营建大都时,在塔前增建规模宏大的寺院,赐名大圣寺万安寺,是当时重要工程之一。妙应寺名为明天顺元年所改。关于这“亭亭百丈玉浮图”有许多传说。据说它不仅壮帝都,还有神兆。据《草木子古今谚》载,元初有童谣:“塔儿红,北人来做主人翁;塔儿白,南人作主北人客。”果然,元世祖忽必烈时,塔上就放出赤焰的红光,待到朱元璋起兵进京,塔又依旧雪白如银。白塔的覆缽形塔身上拦腰的七道大铁箍,也留有一段佳话:人们说,原先白塔完好无缺,有一年,突然裂了一道缝,且越裂越宽,正在人们忧心如焚之时,只见一个老头背个稍码子,口里一个劲地喊:“锔大家伙!”在这周围游来逛去。有个小伙子问他:“那个大家伙(白塔),你锔不锔?”老头痛快地说:“锔!”当天夜里,风雨大作,人们听见风雨声中夹杂着叮叮咚咚的响声。第二天清晨,塔的裂缝没有了,却拦腰箍上了七道大铁箍。人们说,这是鲁班爷爷来了呀!
        由于五世达赖到京驻锡西黄寺,于是就有了达赖庙班禅塔。顺治九年(1652),五世达赖率领藏官侍从三千人,启程来北京。抵达青海境内时,顺治帝就派内务府大臣往彼欢迎,并赏金顶黄轿乘坐。这年农历十二月十六日,五世达赖抵京,顺治帝不好亲自迎迓,便以畋猎之名出南苑与达赖路遇,以示欢迎。次日,达赖便奉旨移居西黄寺。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清高宗七十寿辰,六世班禅又入朝祝寿,也奉旨住进了西黄寺。班禅在寺期间,不幸染上了天花,于十一月二日在此圆寂。高宗为此停止上朝一日,并命亲王们前往致祭,又令京师各寺喇嘛诵经四十九天。次年送班禅舍利金龛回藏。为纪念他,在西黄寺内建清净化域塔,安葬班禅衣冠和经咒。
        道观琼林
        佛教来自域外,道教却是土生土长的宗教。它起源于古代楚文化和燕齐文化关于神仙的传说。东汉时期北京地区就有了道教的活动,老子被奉为道教教主。北魏太武帝拓跋焘醉心于道教,重用幽州上谷人寇谦之,道教由于获得了国教地位,在北方迅速发展。唐代玄宗迷恋道教,并使老子神化,全国各地都建起了道观。唐开元二十五年(737),幽州始建天长观,即如今白云观前身。道教在金元时期分成三大派,全真派祖庭在白云观。大道派又称全真大道派,元时在北京南城建天宝宫道观。正一派则在元至元十一年(1274)在燕京建了太一宫。元朝时全真道教在燕京处于鼎盛时期,而明朝廷却因全真派在元朝受宠而对之心存疑戒,只重用正一派道人。明朝有几个皇帝好道,明英宗时曾下令编辑《正统道藏》,世宗嘉靖对道教迷信之至,竟然二十多年不见朝臣、不理朝政,只与道士交往,最终服金丹中毒而亡。
        现存道观以白云观、东岳庙为代表,前者是全真派祖庭,后者由正一派主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