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山县西北部山岳地带自隋唐以来就是佛教胜地,上方山兜率寺、六聘山天开寺、云蒙山龙泉寺等都留有佛教许多遗迹遗物,石经山云居寺则是其中最著名者,有“北京敦煌”之美称。
        传说云居寺是因静琬大师继承师傅遗愿,刻石藏经,终于感动了天地,才得以建成的。《帝京景物略》有载:房山县西南四十里,有山好着白云,腰其丰麓,曰白带山。所生芯题草,他山实无。曰芯题山。石经者,千年矣,始曰石经山,至今也,亦曰小西天云。北齐南岳慧思大师,虑东土藏教有毁灭时,发愿刻石藏,閟封岩壑中,以度人劫。岳坐下静琬法师,承师傅嘱,自隋大业,迄唐贞观,大涅槃经成。其夜,山为三吼,为生香树三十余。六月水涨,为浮大木千统,至山下,构云居寺焉。
        云居寺因藏有佛舍利,并且是世界上石刻藏经最多的地方之一而名扬天下。明万历二十年(1592),寺内达观和尚率僧人清理石经板,在藏经洞发现隋大业十二年(616)置放于函内的佛舍利三粒,“发现际,异香发于函,盖石、银、金函三发,而得小金瓶,舍利现矣。状黍米,色紫红”。(《帝京景物略·几辅名迹》)后将佛舍利放回,“安置故处”。在其他文件上也有此事的记载。1981年,云居寺文物研究所根据文献记载,终于找到了佛宝舍利子,却只有两粒,另一粒不翼而飞,成为佛宝之谜。
        北齐时南岳慧思大师,担心会发生毁经灭佛的劫难,就决心将经刻在石头上,闭锁起来,以传于后世。慧思的弟子静琬,隋幽州智泉寺僧人,继师遗志,发愿刻造石经,其弟子光导、僧化、惠暹、玄法四代相继主持刻经,后来得到金仙公主奏赐经本四千多部作为底本,先后刻成经书百余部,并将它们藏于山中。
        唐末刻经事业日渐衰败,“会昌法难”期间,云居寺也遭打击,五代时天下混乱,刻经事业只得停顿。直到辽圣宗太平七年(1027),涿郡刺史韩绍芳对石经验名对数,并将云居寺石经情况奏闻圣宗,刻经事业才得以继续。韩绍芳和云居寺住持续刻、补刻了九部石经。道宗大安九年(1093)名僧通理募化资财继续刻经,次年资财耗尽,被迫中止,共刻成小型经板四千零八十块。通理有计划地补刻前人所缺的经,从而使大乘经、律、论三藏完备。
        静琬及其弟子所刻石经藏于九个藏经洞中,八为封闭式,最大一洞雷音洞为开放式,洞以四根八棱石柱支撑洞顶,柱上雕佛像一千零五十六尊,俗称千佛柱。洞作不规则方形,每面10米左右,洞壁嵌有静琬最初刻的一百四十六块佛经板。辽僧通理去世后,其弟子善锐、善定等人于天庆七年在寺西南角开一地穴,将通理和韩绍芳所刻石经板一并入穴,在穴上筑塔为标志,此即南塔(压经塔)。这是座八角十一层密檐式砖塔,后毁于日军炮火。
        云居寺共有经板一万四千二百七十七块,计佛经九百余部,三千四百五十二卷,辽刻《契丹经》实为国之重宝。1954年印度总理尼赫鲁访华,曾向周恩来总理当面提出以一两黄金一斤石头的价格买走全部石经,被周总理婉言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