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园,为今日北京大学所在地,主要是泛指校园以内未名湖周围旧日园林分布的地区。此处湖水盈碧,林木幽深,岗峦或起或伏,亭台掩映,曲径盘桓。百多年来,燕园几经沧桑,正所谓草木睹人、流水录事。关于燕园的历史,侯仁之教授在其所著《燕园史话》中有详尽的记述。
        汪洋如海皆园林
        燕园地处海淀,海淀之“海”为历史上北京人对较大水域湖泊的一种俗称,如北京城里的北海、中南海、什刹海的称谓一样。
        七千多年以前,海淀地势西高而东低,而海淀镇又位于一片与北京相毗连的高起的台地之上。永定河自三家店流出之后,曾从今石景山附近转而西北,最后经今清河而汇入温榆河。后永定河道南迁,这里便成了一片洼淀,泉流极为丰富,甚至平地涌泉。海淀西南有万泉庄,据清代《日下旧闻考》记载:“万泉庄泉源随地涌现。”万泉之水经巴沟北流入畅春园。畅春园原是一片大湖,元代名丹稜沜。明代建清华园,“园中水程十数里”,到处可以通船。园之东,现北京大学内,明代为米万钟之勺园,园内水面也很大。畅春园的北边为圆明园,园中水面更是大得很。由此可知,围绕海淀镇的西边和北边,到处均有湖泊。
        海淀这个名称最早见于元初的记载,据王恽《中堂记事》:“中统元年赴开平,三月五日发燕京,宿通玄北郭,六日早憩海店,距京城二十里。”这里“海店”即“海淀”。
        明代,是海淀开始兴盛的时期。许多太监纷纷来海淀建造庙宇,同时,明朝的达官贵人也竞相来海淀这块风水宝地建立别墅园林。在所建的众多园林之中,最著名的当属李伟的清华园和米万钟的勺园。
        李伟是明穆宗李后的父亲,引丹稜沜之水,建造了规模庞大的清华园。明人陶元嘉《泽农吟稿》记载:“燕中不乏名胜,大抵皆贵玙坟院,位置一律,殊不雅观。惟武清侯海淀别业……潦垣十里,水居其半,叠石为山,岩洞幽窗,渠可通舟,跨以双桥,堤旁俱置花草,牡丹以千计,芍药以万计,京国第一名园也。”由此可见其盛。
        清朝初年,康熙皇帝就清华园故址,重加修治,名曰畅春园。据说康熙皇帝曾到此赏景,欣然命笔写下了“水木清华”。这个匾额至今挂在清华大学工字厅北面的临水榭上。在“水木清华”明间柱子上,还挂着道光进士、咸同光三代礼部侍郎殷兆镛所书的对联:“槛外山光历春夏秋冬万千变化都非凡境;窗外云影任东西南北去来澹荡洵是仙居”。中国总把诗、书、画、印融在一起,清华园的神韵正是这种风格的体现。
        至同治年间,清华园所划分出的近春园被拆光,另一部分原名熙春园,改称清华园。1911年,清朝政府用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办起清华学堂。清华学堂专门培养留美预备生。清华学堂创立后,近春园和清华园便卖给清华学堂。
        海淀的名园之内,东北义园也是佳处之一。东北义园又名翰林花园,位于今北京101中学西。此园最初修建的年代至今已不可确知,但它最显赫的时期是在清初。康熙皇帝曾把此园赐给了功劳卓著的索额图。索额图这座受赐而得的名园,位于康熙别墅畅春园的近邻,由此可见皇帝的器重,而史家所记“銮辂尝临幸焉”所言非虚。
        雍正四年张廷玉写园中“奇石如林,清溪若带,兰桡柱楫,宛转皆通,而曲榭长廊,凉台燠馆,位置结构,极天然之趣。苍藤嘉木,皆种植于数十年前,轮囷扶疏饶自古致”。到雍正十年,这座名园便“小舟已破敝不可登矣”。究其原因,这不能不是充为众翰林“集体宿舍”的缘故,群人杂居,维护不当,破坏无数。此后乾、嘉、道时期,称“两书房”,仍有几幢楼宇,如近光楼等,及一些珍稀树木之类。后来,东北义园也同海淀诸园的命运一样,连遭英法联军的焚毁,已逐渐变为荒烟漫草之地。1931年“九一八”以后,张学良将军代任“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为安置漂流于关内的东北同乡,使他们生死有依,便从银行提出其所存款项,在铁狮子胡同办了一所救济院,又在此地建东北义园,用以收葬同乡尸骨。义园建立以后,采取栽良种桃树和葬异域人收费的办法,用以维持园中人员的开销。
        如今义园之内昔日所栽桃林更加繁茂,墓室也正逐步修复。作为义园的徽记与象征的“三杨”依旧郁郁葱葱,成为京西一大奇观。所谓“三杨”即生长在园东北隅的三株杨树,它们的根部挤在直径约10米的范围内,鼎足匀称地拔向云端,下面形同三面立体的“V”字,每株树身要三人才能合抱过来,翘首树冠,它们犹如巨塔一样,高达30多公尺。同时“三杨”也有“三羊开泰”之喻,意取吉祥。夏日枝叶繁茂的季节,“三杨”又成了千百鸟雀的窠穴。每当夕日含山,暮鸦声声,令人思前忆故,感慨万千!
        “淀之水滥觞一勺”
        北京大学校园本部西南隅的一带地方,面积不大,也比较偏僻,但是从历史上来说,这却是全校开辟最早的一处园林,也就是晚明时期在京郊享有盛名的勺园故址。
        燕园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三百多年前,第一个开辟者应推明代米万钟。米万钟字友仁,号仲诏,明万历二十二年进士,后为太仆寺少卿兼理光禄寺亟事。他是个大书画家,与华亭董其昌齐名,称作“南董北米”。
        米万钟筑园是在任太仆时期,园建成后命名“勺园”取“淀之水滥觞一勺”之意。米万钟在《海淀勺园》一诗中写道:“绕堤尽是苍烟护,屋舍都将碧水环。更喜高楼明月夜,悠悠把酒对西山。”米氏的诗行虽不多,但把勺园的那种以水取胜的特点点了出来。诗人袁中道描写这里:“到门唯见水,入室尽疑舟。”明代学者孙承泽在《记勺园》中说,米家勺园“园仅百亩,一望尽水,长堤大桥,幽亭曲榭,路穷则舟,舟穷则廓,高楼掩之,一望弥际”。
        勺园的建筑精巧玲珑,具有江南园林建筑风格。当时,勺园的西边是皇亲李伟(即武清侯)的清华园。清华园规模宏伟,气魄也大。“缭垣十里”,称“京国第一名园”(陶元嘉《泽农吟稿》)。但勺园以曲折取胜,明人叶向高评论说:“李园壮丽,米园曲折,米园不俗,李园不酸。”后人称西郊名园,也常以两园并举。《春明梦余录》记载:“海淀米太仆园……傍为李戚畹园,钜丽之甚,然游者必称米园焉。”整个勺园的布景,乃是以水取胜,然后用堤、桥、岗、阜以及水上建筑如定舫、曲廊、太乙叶等,分隔水面,在有限的空间里,创造了曲折周转、回环不尽的无限境界。
        1929年夏,曾在燕南园以西土陂中,掘得米万钟父米玉(崑泉)的墓志铭二石,志文称:“…葬于海甸(应作淀)之原,盖公所自卜者。”米玉逝世在万历二十五年(1597),早于勺园之构筑约十余年。于此可见,米家之与海淀是早在勺园构筑之前就已经有了关系。
        到了清朝初年,勺园已经荒落不堪,王士祯在一首《都门竹枝词》里这样写道:“西勾桥上月初升,西勾桥下水澄澄。绮石回廊都不见,游人还问米家灯。”所谓“绮石回廊”,指的都是勺园景物,这时已是渺无踪影。前后不过半个世纪,名园废堕,以至于此,实令人叹息。
        清朝康熙年间,在明代米万钟的勺园旧址上,重建了一座弘雅园,并由康熙帝亲笔题了弘雅园的匾额。乾隆年间,这里曾一度作过贵族积哈纳的府第。积哈纳逝世之后,弘雅园就再没有归私人居住。嘉庆初年,这里正式改作文职各衙门堂官的公寓。乾隆五十八年,英王乔治二世特使马戛尔尼出使中国,曾下榻弘雅园。
        清中叶以后,勺园旧址改为集贤院一事,私家著述也有记载,如昭梿在《啸亭杂录》一书中,就这样写道:“京师西北隅近海淀,有勺园,为明末米万钟所造,结构幽雅,今改集贤院,为六曹卿贰寓直之所。”清咸丰十年八月,英法联军在北塘登陆。十月五日,侵略军绕过北京城北,直扑海淀,集贤院在烈火和掠夺之下,毁于一旦。
        淑春园
        从勺园到淑春园,在燕园一带园林的开发过程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清初,海淀西北一带低地,包括勺园旧址在内,全部为皇室独占。此后百余年间,这里先后辟治大小园林不下十余处。其中最有名的当然是圆明园以及和圆明园紧相毗连的长春园和万春园(初名绮春园)。淑春园又名十笏园,原附属于圆明园,后乾隆帝把此园赏赐给宠臣和珅。和珅在得到赐园之后,曾大事经营,并有意模仿圆明园,后人有句“缤纷珂缴驰中禁,壮丽楼台拟上林”。后嘉庆帝定和珅大罪二十款,此又成为罪名之一,谓为“僭越”。淑春园中唯一的旧物,是今日横卧于未名湖中的石舫。相传此物是和珅有意模仿颐和园昆明湖石舫而建,意在象征权力永固,却不料美梦不过明日黄花。嘉庆四年(1799)正月和珅败后,淑春园被分为东西两部。由于和珅之子丰绅殷德乃是乾隆帝最宠爱的小女儿十公主(和孝公主)的丈夫,得以留住西部。东部则另外赐给了十公主的兄弟乾隆帝第十一子永瑆。
        道光三年(1823),永理与十公主先后去世,淑春园收归内务府管理。就在内务府管理期间,淑春园渐就荒圮。其后可能是在道光末年,又把淑春园旧址赐给了清初摄政王多尔衮的后代——睿亲王仁寿,“睿”字满语为“墨尔根”,故此地百姓称此园为“墨尔根园”,此名一直沿用到1921年校园初辟时为止。
        镜春园和朗润园为燕园旧日园林基础保存得最为完整的一部分。其中镜春园原属淑春园,初名春熙院,后分为东西两部,东部赐予嘉庆帝第四女庄静公主,改称镜春园。西部赐惠亲王绵愉,此为鸣鹤园。光绪年间,镜春园又并于鸣鹤园内。后鸣鹤园遭到英法联军破坏,很快荒芜衰败。后此园又落入民国初年曾作过大总统的徐世昌之手,遭到了最后一次的毁灭性的破坏。今故园旧物不存,仅有经过一度重修,以彩绘校景见称的翼然亭依然屹立于一隅,今已名为校景亭。朗润园原名春和园,清嘉庆(1796—1820)间为永璘赐园。永璘是乾隆帝第十七子,嘉庆二十五年封庆亲王,所以春和园又俗称庆王园。到了道光(1821—1850)末年,春和园转赐奕訢(恭亲王),始改称朗润园。现在朗润园有方亭,匾曰“涵碧”,还是奕訢的手笔。光绪二十四年(1898)奕訢去世,朗润园收回内务府管理。这时那拉氏常驻颐和园垂帘听政,由于朗润园相去不远,就被用作内阁军机处及诸大臣会议的地方,因此朗润园这个地方和光绪最后十年间的朝政是有一定关系的。至民国初年,朗润园赐载涛为私产,载涛是朗润园合并为校园之前的最后一个园主。
        此外,北京大学所属旧日园林主要的还有蔚秀园、承泽园及农园。旧日的蔚秀园,介于南北两“御园”之间,南为畅春园,北为圆明园,原是载铨的赐园,名叫含芳园。道光十六年(1836)载铨袭封为定郡王,咸丰三年(1853)加亲王衔,所以含芳园又俗称定王园。咸丰八年(1858),含芳园转赐奕譞(醇亲王)为园寓,始有蔚秀园之称。后此园几经波折,成为奕譞第五子载沣之私产。今蔚秀园已是住宅区,旧物不存,一派新景。出蔚秀园后门,隔河相望的便是承泽园,承泽园原为道光帝六女寿恩公主赐园,后又赐奕劻为私产。在旧日诸园中此园为归属北京大学最晚的一处。现园中景物,大体保留原样。农园即今北大五四运动场及附近一带,初为清宗室贝子载治的别业,其子溥侗继承,后抵押借款被银行拍卖,为燕京大学所得。今农园旧湖已平,廊台拆圮,“曲水流觞”石沟移到他处,仅有一玲珑太湖石及其基座,坐落于草木丛生之中。
        众园归一称燕园
        北京大学校园又称燕园。燕园一名来自燕京大学。燕京大学原是美国教会在清朝晚期所创办的三座大学
        北京汇文大学、华北协和女子大学与通州协合大学合并而成。后在诚静诒的建议下,决定以“燕京大学”为新校名,并于1921年开始以早年的淑春园遗址为中心,兴建新校舍,1926年夏基本落成,正式迁校,并由蔡元培题写了“燕京大学”四个大字。北大迁校到燕园之后,自然也就在原处换上了“北京大学”的新匾。相传睿王仁寿的后代德七,在清末继承了墨尔根园。其后,到了民国年间,曾任陕西督军的陈树藩,又以两万银元从德七手中把园子买到,改称肄勤农园。这时正好燕京大学要建新校舍,以其地近清华大学,即以6万银元高价买下,此即现北京大学西校门内至未名湖周围一带地方。
        当时主持燕园规划建设的是美籍建筑师亨利·墨菲。他虽然受教育于美国有名的耶鲁大学,却十分欣赏中国的古典建筑与园林设计。他接受这一任务后,就设想在这一片岗峦起伏、水流萦回的园林废墟上,根据现代大学应有的设备和要求,采用中国古典建筑的形式和造园艺术的特点,创建一座新校园。有记载说,有一天,他站在一座土山顶上四面眺望,西方玉泉山塔忽然映入他的眼帘,他高兴地说:“那就是我想找的端点,我们校园的主轴线应该指向玉泉山上那座塔。”(《私立燕京大学》,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校园大门(今西校门)的位置就这样定下,这正是我国古典园林中所谓“借景”的手法。
        自北大迁校燕园以来,校园本部的整体布局也随之改变,尽管如此,未名湖周围将仍然是北京大学全校的风景中心,环湖周围仍存胜景多处,为人所频来瞻仰游赏。例如巍然屹立于未名湖畔并以“湖光塔影”见称的那座水塔,以及湖心岛上有花木掩映和古松伴立的岛亭,既有突出的点景作用,又都是中美人民之间传统友谊的纪念。水塔的建筑,仿自通州城内的古塔,因为通州原是燕京大学前身之一的协和大学所在地。这座水塔当初命名为“博雅塔”,则是为了纪念燕京大学美籍教授博晨光(Lucius C.Porter)的家族为学校的发展所作的贡献。在这里应该特别提到的是博晨光教授在哈佛燕京学社创立之初曾担任过燕京大学一方的负责人。该学社对于发扬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国际影响。至于岛亭,也有个典雅的名称,叫做“思义亭”,是由美国《生活》和《时代》两大刊物的创办人亨利·路思(Henry R.Luce)捐资兴建的。他的父亲曾任燕京大学副校长,他自己也是出生在中国的。作为北京大学象征的未名湖,据说是由北大教授钱穆命名的。湖畔的临湖轩,其名是在1931年燕京大学建校十周年时冰心所命,并约请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题写匾额。轩前高可数丈的一对白皮松为昔日淑春园旧物,两百多年来苍劲如初。
        五十年代以来至今,燕园之内又增添了许多景观。美国记者斯诺曾任教燕京大学新闻系,他去世后,遵照他的遗嘱,在未名湖畔埋葬了他的部分骨灰。1973年10月19日安葬时,周恩来总理抱病亲临现场。俄文楼和未名湖前立有李大钊及蔡元培铜像,这是北大七七、七八级毕业生捐赠给母校的礼物。西南联大迁校纪念碑也于近年立于原勺园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