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花蕾硕大,色彩明丽,历来有“花王”之称,冠绝一世。古都洛阳土肥水美,极宜牡丹生长,所以洛阳牡丹雄居牡丹王国之首。
        关于牡丹如何在洛阳扎根,有一段传说。《事物纪原》云:唐天授二年(691)腊月,武则天要游长安上苑赏花,严命百花提前开放。百花迫于淫威,如期绽放,独有牡丹坚守花信,不肯屈服,遂遭女皇贬谪,落户东都洛阳。《群芳谱》称牡丹“劲骨刚身”,名副其实。自唐至宋,洛阳牡丹的品种日新月异,宋代范仲淹《洛阳牡丹谱》中记载的牡丹品种已达一百一十九个,如姚黄、魏红(即魏紫)、九萼红、汉宫春等等。牡丹品种在洛阳的迅速增多,是和作为陪都的洛阳的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密切相关的。
        洛阳人好花成癖,花开之日,无论贵贱贫富,争相观赏。“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达官贵人更是以据有名花骄夸于世。蔡绦《铁围山丛谈记》云:宋元丰年间(1078-1085),神宗游览金明池,正遇西京洛阳进献的一株姚黄,花面直径1.2尺。神宗把此花摘下,簪于发间,掉头回宫,对其他奇花异草看也没看一眼。欧阳修《洛阳牡丹图》云:“洛阳竞夸立名字,买种不复论家资。比新较旧难优劣,争先擅价各一时。”苏辙《独乐园》诗云:“城中二月花事起,肩舆遍入王侯家。浅红深紫相媚好,重楼多叶争矜夸。”当时要观赏名贵品种,需花“十余钱”才能进入花园。要买花,更是一般人望尘莫及的。据白居易《买花》诗所载,“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唐代已如此,宋代更何以堪。但这一切无疑极大地刺激了牡丹的栽培事业。流风所及,文人学士中也颇有一些爱好牡丹的人,像欧阳修、范仲淹等人无不如此。而宋代理学家邵康节在洛阳住宅中自己培植牡丹,竟育出一株开二十四花的牡丹,为此他赋诗云:“牡丹一株开绝伦,二十四枝娇娥颦。天下唯洛十分春,邵家独得七八分。”自得之情,溢于言表。
        大概也正因为此,宋代周敦颐在其《爱莲说》中称牡丹为“花之富贵者”,自称独爱莲花,以显示自己清高,不与世人同好。
        但是,无论称牡丹为“花中之王”也好,抑或称为“花之富贵者”也好,牡丹的国色天香,却是有目共睹的。而洛阳牡丹在欧阳修考察当时山东、浙江、陕西所产牡丹之后,赢得了欧的极高赞誉:“是洛阳者为天下第一也。”自此,“洛阳牡丹甲天下”,遂为妇孺皆知。
        但天有不测风云,赏花赋诗本是文人雅事,谁能料到会引起大祸?清代大诗人沈德潜观赏了洛阳牡丹以后,即兴写下《咏紫牡丹》诗一首。诗云:“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这话无非是说紫色牡丹本不是牡丹花的常见颜色,但紫色牡丹却价值连城。不料,这诗被人密告,说是影射了满清夺取朱明王朝的政权。案发时,沈已死,但仍被剖棺鞭尸。牡丹有知,不知该作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