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玛埃的生活从1945年开始。如同当时许多印第安人一样,她住在荒凉的居住所内。低矮的房屋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没有柏油马路,失业率和死亡率居高不下。如果她一直住在那里,说不定她在后来也能找上一份工作,或者设摊贩卖首饰,也许她还能享受一份社会救济。
        命运是不公正的。正当安娜·玛埃兄妹几人求学读书时,她们的母亲不幸过早地离开了人间。命运的颠簸将她和许多印第安人送进了大城市波士顿。安娜·玛埃在波士顿找到一份低劣的工作。19岁时她生下第一个女儿,20岁时又添一子。安娜·玛埃只得放弃工作,依靠社会救济为生。可是,她的生活并没有从此划上一个句号。相反,安娜·玛埃在28岁的时候已经成了印第安人运动的骨干分子,成了一名“典型”的女战士。她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民族运动,始终和生活在居住地底层的人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她没有特殊的个人要求和打算。安娜·玛埃具有天才的计划和组织能力,她有许多美好的想象和主张。可惜好景不长,安娜·玛埃到了30岁时,她便成了运动的烈士,为印第安人的民族事业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安娜·玛埃在波士顿开始了她的政治生涯:参加游行示威,反对警察和有关当局,给印第安人咨询日常生活问题,在一个文化中心当女教员等等。她的丈夫与她并不志同道合,他寻得一个白人女子,重新组成了家庭。在判决离婚的法庭上,安娜·玛埃让女儿选择愿意跟随哪一方。孩子们为了表面上的物质安全而选择了父亲,这对安娜·玛埃是一次钻心的沉重打击。这次打击直到她生命结束都未能消失。
        1972年,许多印第安人的组织,其中包括1968年成立的“美国印第安人运动”前往华盛顿,他们集体举行“抗议毁约”的游行,起义队伍占领了印第安人事务办公室。安娜·玛埃参与了这场活动。跟许多印第安人一样,这次游行示威活动成了她一生生活中的转折点。安娜·玛埃是一个带有印第安传统观念和价值认识的妇女,所以她在这次活动中跟诺洛锡克·阿库阿西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建立了新的家庭。
        1973年春,达科他南部的奥加拉拉人居住地渥恩特特·克纳被人占领。安娜·玛埃也前往那里去声援。
        占领渥恩特特·克纳在印第安运动中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它使人们高度警惕有关当局并竭力防止美国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的破坏活动。一些黑人和社会主义组织重新采用了美国印第安人运动中的传统战术。美国联邦调查局以一大堆查无实据的指控陷害印第安人运动组织的领导人物。这些材料其实都是明显地采用威迫“见证人”的手法而得来的,政府用间谍渗透群众运动。这类阴谋被揭露以后,印第安人运动组织上下哗然,其影响一直深达下层。于是,人人自危,互相之间失去了起码的了解和信任。这层怀疑的波浪也冲击到了安娜·玛埃。
        占领渥恩特特·克纳的第二年,安娜·玛埃积极参与运动的活动,不久,她就身居领导岗位,得到许多同事的尊重和好感。人们说她思想深邃,“能够预想到100年以后的发展,并能看到为此而应作出的努力”。1975年,为了方便组织妇女,安娜·玛埃迁进比纳·律杰居住地。从此,她跟广大妇女有着更为直接的联系,找到了更为深刻的共同语言。
        比纳·律杰居住地对美国印第安人运动说来是一个危险的地方。到1975年为止,那里共有40多人遭受暗杀。75年夏天,暴力冲突升级到新的高度。这一年的7月26日,联邦调查局的特务分子袭击奥加拉拉人的营地,两名特务和一名年轻的印第安人在冲突中被杀害。警察署以此为借口,大肆威胁居民,居民们过了一阵军事管制式的日子。此外,不少美国印第安人运动成员遭到迫害,被指控犯有谋杀罪。安娜·玛埃也受到联邦调查局的注意和监控。后来,警察署干脆将她无理逮捕。一位政府官员威逼她说,如果安娜·玛埃不愿意与政府合作,那么她不久便会被处死。安娜·玛埃被释放后不久又遭逮捕。这一回她自认必死无疑——也许她已经感到大限的预兆。
        安娜·玛埃虽然遭到了残酷的迫害,可是,她仍然为自己的民族运动而孜孜不倦地工作。奇怪的是,印第安人的运动组织却很少支持她。相反,人们散布她的一系列谣言,说她是联邦调查局特务。虽然这些谣言毫无根据,可是她却无论如何也洗刷不清别人的怀疑。她警告运动组织,说谣言必将最后毁灭运动自身。然而她的这番忠告却无人理睬。那时候在美国的印第安人运动正处于一个历史的低谷。
        1976年2月24日,人们在比纳·律杰居住地东北角的干枯的河底里发现了安娜·玛埃的尸体。警察署在开始时声称尸体模糊不清,认为是冻死的,于是便匆忙将尸体掩埋掉了。不过,为了确证尸体的归属,人们从尸体上截下两只手并且送往华盛顿检验。不久,死者到底是谁的秘密再也保守不住了。安娜·玛埃的亲戚朋友要求掘尸化验,结果证实了安娜·玛埃是在近距离范围内头部中弹而被枪杀的,凶手不明。
        3月的一天,安娜·玛埃的遗体重新按照当地传统的方式入土安葬。居住地的上空纷纷扬扬降下了漫天大雪。四名年轻的奥加拉拉妇女在头天晚上就已经为她挖好了墓穴。美国印第安人组织的成员一个也没有前来参加安葬仪式,也没有运动的头头前来凭吊。他们之中有的人被送进监狱,有的人干脆埋名隐姓,逃离了美国。也许他们觉得自责难忍,也许他们听信谣言,相信可能是运动组织中有人把安娜·玛埃以卑鄙的特务嫌疑而加以杀害的。这一传说瘫痪了他们的精神。总之,他们无颜面见安娜·玛埃的遗容了。
        谋杀安娜·玛埃的案子从未得到过澄清和解释。当局不愿意澄清此案的行为加剧了人们的怀疑,他们觉得安娜·玛埃或许死于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特务之手。联邦调查局利用这件案子传讯了许多印第安人,特务分子以和安娜·玛埃同样下场的恐吓威逼人们与政府合作。然而,对参加印第安人运动的广大妇女来说,安娜·玛埃却并不是一个可怕榜样。相反,她成了印第安人运动中的妇女英雄,成了印第安人的民族希望和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