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当代著名后现代思想家理查德·罗蒂的代表作，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9年出版。罗蒂在这本书的导言中自称：“本书的目的在于摧毁读者对于‘心’的信任，即摧毁把心当作某种人们应对其具有‘哲学’观的东西这种信念；摧毁读者对于‘知识’的信任，即摧毁把知识当作是某种应对其具有一种‘理论’和具有‘基础’的东西这种信念；摧毁读者对康德以来人们所设想的‘哲学’的信任。”这段话确实是《哲学和自然之镜》一书主要内容的精辟概括。
        第一编，“我们的镜式本质”，主要是讨论心的哲学，对笛卡儿发明的作为分离实体的“心”的概念的批判。罗蒂认为，近代哲学非常关注的“心身问题”，实际上是三组性质和来源各不相同的问题混淆的产物。1.关于意识的意向性状态与神经状态之间的关系的“意识问题”。2.为什么人类不仅能够认识单个事实，还能认识普遍真理、数、本质和永恒；而动物则缺乏这种能力的“理性问题”。3.人除了肉体生命之外，还具有什么独特价值的“人的特性问题”。
        罗蒂认为，这三组问题之间毫无关系。因为，“人的特性问题”实际上是人类对自身的评价和规定。人是自我创造的产物，并没有固定不变的、永恒的本质。而“理性问题”涉及的是知识和语言问题，涉及的是共相问题。因此，“意识问题”并不像它在近代哲学中表现得那样重要。意识问题，只不过是由于神经生理学不够发达，个人对于自身神经状态的认识与报道具有一种很难怀疑与反驳的优势地位所产生的问题。只是由于假定了心灵作为自然之镜的隐喻，假定了知识是非物质的表象、现象性质的呈现，才会产生意识与神经状态必然存在本质区别的顽固直觉。
        罗蒂认为，作为“内在空间”的心的概念，是笛卡儿的发明。笛卡儿用意识的心代替了理性的心，使得“意识”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区别成为两个本体论领域的根本区别。因而，近代的怀疑论与主张保持悬疑的古希腊的怀疑论不同，是对表象与外界事物是否相符的疑虑，它是近代哲学思考的基本组成部分。我们一旦抛弃了自然之镜的隐喻，就摆脱了目前在心的哲学领域中所流行的行为主义、对他人是否有心的怀疑论的心身同一论，就可以坚持一种不含心身同一性的唯物主义。
        第二编，“映现”，是该书的主体部分，主要是对笛卡儿和洛克以来“认识论”概念的批判。按照罗蒂的观点，认识论研究是一种通过对于心理过程的因果论述来批评或证明知识主张的尝试。笛卡儿发明的“意识”的心的概念为认识论提供了前提。而洛克在对于我们心智作用的机械论描述与我们知识主张的基础作用之间的混淆，使得认识论得以成为一门独立学科。这是因为洛克把作为命题与人之间关系的知识当作是人与对象之间的关系，把观念与判断混淆了，把认识的原因———印象———当作认识本身。
        罗蒂认为，康德的认识论解决了洛克经验主义的无法解决的概念综合问题，但同样是在笛卡儿框架中活动。康德引入了综合与述谓的混淆，把主谓形式的命题理解为两类根本不同的表象———概念和直观———的彼此关联。罗蒂认为，直观与概念的二元对立是人为规定的，它们与笛卡儿和洛克所主张的内在空间的确定性无关，所以康德的“哥白尼转折”是不能成立的。
        罗蒂对塞拉斯和奎因所代表的认识论的行为主义推崇备至。塞拉斯主张一切意识都是语言事件，不存在独立于语言和文化的纯粹“所予”，因此也不存在纯“直观”。奎因认为，在必然真理与偶然真理之间并无本质差别，只有在特定历史和文化背景下确定性大小的差别，因此不存在纯“概念”。按照认识论的行为主义，知识的证明是社会行为，必须参照社会的普遍信念，因此认识论的基础主义是不能接受的。
        按照罗蒂的看法，无论是用心理学还是用语言哲学来拯救认识论都必然会失败。用认识主体的输入与输出的关系，无法说明证据与理论之间的关系。认识论所假定的表象，不能用计算机软件来比拟，它是介乎图画与命题之间模糊不定的人为拼凑物。为某一特定认识论立场服务的语言哲学是不纯的语言哲学。“因果指称论”也无法构造出独立于任何理论的永恒、中立的语言框架来满足认识论的要求。
        第三编，“哲学”，主要探讨认识论瓦解之后哲学发展的新趋向。罗蒂认为，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只是一个历史时期的现象，随着认识论的瓦解，哲学不再能充当各个文化领域的审判者，康德所确立的哲学形象也随之结束。哲学的中心从认识论向解释学的转移，也意味着从体系哲学向教化哲学的演变。前者以客观性和真理为目标，而后者则以自我创造为宗旨；前者是建设性的，力图制定永恒的规范，后者是治疗性的，永远是对症下药。
        罗蒂在这本书中，像其他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们一样，对从柏拉图以来整个西方哲学传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但其鲜明特色是，作为一位受过分析哲学严格训练的哲学家，他用分析哲学家们熟悉的语言，对分析哲学的基本假定的目标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因此引起了分析哲学界的巨大震动。罗蒂发挥和引申了塞拉斯、奎因的思想，把分析哲学中的新潮流与欧陆哲学中的新趋势结合起来，并将其引向实用主义的复归。罗蒂在这本书中把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与杜威并称为本世纪三位最重要的哲学家，认为他们对于表象主义认识论的没落作出了最大的贡献。由于这本书对于西方哲学传统，尤其是自笛卡儿以来的近代哲学进行了整体的批判，态度激烈，资料丰富，分析深入，因此发表后西方哲学界，甚至其他文化领域对此讨论热烈，褒贬不一。罗蒂因而获得了专业哲学家很少获得的麦克阿瑟图书奖，1979年当选为美国哲学协会东区分会主席，第十七届蒙特利尔世界哲学大会邀请其担任大会主讲人。由于分析哲学界的激烈批评，罗蒂于1982年离开了他执教达二十年之久的作为分析哲学中心之一的普林斯顿大学，前往较小的弗吉尼亚大学。从此以后，罗蒂把更大的注意力放在传统体系哲学结束之后，后哲学文化前景的描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