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者向国际民间学术团体罗马俱乐部提交的第一个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中提出的一种著名经济增长观和社会发展观。它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增长的极限性。增长并非是无限的，在一定的时间内和一定的条件下将达到极限。这种极限性来自两个方面：自然的、物质的极限和人为的、社会的极限。其中，和平环境、教育水平、科技能力等社会极限固然重要，但最主要的极限来自物质极限，即地球和资源的有限性。世界的各种增长，包括排名前三位的人口增长、工业产品增长和污染增长，无不受到地球和资源有限性的制约。例如，居世界增长数量之冠的人口增长，通常要受到粮食、土地、淡水量、矿物资源等的限制。
        第二，增长的非线性。持续不断的增长通常不是线性增长的过程，而是按指数增长模式进行的非线性增长的过程。在一定的时间周期内，与人类的前途和命运休戚相关的人口、粮食、工业化、污染、资源消耗等方面的量的增长，不属于按照常量增长的类型，而属于按常量的百分比增长的指数增长类型。指数增长往往是一种按高速度倍增的增长，其速度之快、数量之大、影响之广和后果之惊人，往往出人意料之外。世界人口的增长，是典型的指数增长。自然资源利用率的增长，也按指数增长的方式进行，从而导致不可再生资源的加速消耗和可利用时间的大幅度缩减：铬从420年减为95年；铝从100年减为31年；铜从36年减为21年。
        第三，增长的滞后性。增长过程中的时间差即滞后现象，是增长的特点。滞后现象出现在增长的自然过程和社会过程之中。例如，在工业生产增长的自然过程中，滞后性明显地表现在下列两个方面：从工业污染物的排放到工业污染物积聚到有害程度的时间差；从工业污染物积聚到有害程度到工业污染物的危害被人们有效地控制的时间差。又如，在工业生产增长的社会过程中，从认识到制定调整工业生产政策的必要性到了解到实施政策后所产生的各种正负效果，也存在着时间差，即后者滞后于前者，因为完成从前者到后者的过渡需要一定的时间。增长的滞后性，使增长具有潜在危险，因为滞后性导致增长难以得到及时有效的控制和调整，使整个增长系统失灵。增长的速度越快，滞后性越严重，潜在的危险也越大。
        第四，增长的两面性。增长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人们往往看重它的积极面，却忽视它的消极面。增长代表的是一种问题成堆的发展。它一方面在为人的利益服务，另一方面在加速人走向覆灭的进程。对增长和发展的盲目反对固然不可取，但盲目的增长和发展却应当坚决反对。
        第五，增长的灾难性。没有任何条件、不必付出任何代价的增长是不存在的。不生产更多的粮食，就不可能有人口的增长；不以消耗各种资源为代价，也不可能换取经济的增长。由于地球的有限性和资源的不可再生性，由于人类盲目地追求增长和缺乏长远的发展眼光，如果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等方面的增长趋势依然在继续，那么在今后的一百年中增长必将达到极限，必将把灾难性的后果带给整个地球，使人类社会走向衰败。
        第六，增长被全球均衡取代的必要性。如果人类不改变盲目追求增长的行为，增长的极限将不可避免地发生，人类社会将无法逃脱崩溃的厄运。为防止灾难性前景的出现，人们应当自觉地抑制增长，使社会从增长过渡到全球均衡。达到全球均衡状态，意味着生态和经济条件的稳定、人的基本物质需要的满足和实现个人潜力的机会均等。确立这种状态的关键是停止指数增长，使增长降为零度增长。就人口和工业投资来说，应当在1975年使人口出生率与死亡率相等，在1990年使投资率与折旧率相等，来实现零度增长。在零度增长条件下的全球均衡，实际上是引起增长的力量和抑制增长的力量之间的均衡，是非停滞的均衡和人与人平等的均衡。
        第七，增长的全球性。增长是全球普遍存在的现象，也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全球性的狂热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的行为，流行全世界的以增长、工业化和投资为重点的发展模式，席卷世界的增长可以无限的信念，增长失控可能招致的全球性灾难，等等，无不表明增长问题已处在时间和空间的最高层次，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因此，必须站在全球整体的高度，用现代社会广阔的战略眼光，审视增长及其引发的问题，寻求全球性的解决增长极限问题的有效方案。
        第八，增长的系统性。增长是个全球系统，在构成这个系统的子系统中人口、粮食、投资、资源、污染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它们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作为一个全球系统的增长，和其他的全球系统相互作用、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如果增长系统的行为得不到有效的改善，增长系统将发生极限并最终走向系统的崩溃。
        第九，增长的复杂性。增长不仅是个大系统，而且是复杂的系统。增长过程的复杂性主要表现在：首先，指数的、非线性的增长有复杂的原因和复杂的未来发展进程，在增长系统里，不但有许多不同的量同时存在和同时增长，而且量与量之间相互联系的方式也很复杂；其次，增长系统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充满了循环往复、连锁或滞后的关系，对增长系统的行为产生复杂而又重要的影响。为避免增长系统出现极限性的障碍和走向崩溃，必须掌握和妥善处理系统中的复杂关系。
        第十，增长的动态性。指数增长具有明显的动态性特征。由于影响指数增长的各种因素往往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因而指数增长过程是一种动态的、发展变化的过程。利用系统动态学可以把握增长系统的动态变化，并设计控制增长系统动态变化的有效方案，以避免增长系统出现极限性和崩溃性的动态变化。系统动态学中的反馈环路对了解影响增长的促进因素或抑制因素的动态变化，具有重要作用。正反馈环路用来了解促进因素的动向，负反馈环路则用来理解抑制因素的发展趋势。例如，在世界经济增长的动态变化过程中，构成它的正反馈环路的是资本、产品和投资，有更多的资本，才能生产更多的产品，更多的产品意味着产品有更大的可变部分可用作投资，投资的增多意味着资本的增多，于是便形成了新的、更大的投资储备，用来生产更多的产品；与此相反的负反馈环路，是由资本和资本折旧构成的，伴随着资本的增多，每年的平均损耗也必然增多，损耗越大，下一年的资本则必然会越少。和经济领域一样，其他领域的增长，也是在正负反馈环路的作用下发生动态变化的。
        包括上述观点的增长观和发展观，体现了罗马俱乐部创始人奥雷里欧·佩切伊和其他一些早期发起人的初衷和基本观点。1968年4月，罗马俱乐部的诞生，为他们的基本观点的传播打下了以学术团体为核心的组织基础。从1970年7月到1972年3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福雷斯特及其助手米都斯则先后通过建立世界动态模型、计算机模拟、撰写提交给罗马俱乐部的第一部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等方式，不但使佩切伊等人的思想逐步具体化，而且还丰富和发展了他们的基本观点1972年，由米都斯领导的研究计划小组完成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正式发表，并立即引起爆炸性的反响，西方报纸把它称为“70年代的爆炸性杰作”。几乎在一夜之间，增长及其极限问题，成为全球关注的中心和传播媒介的热点，成为政界、企业界、学术界和其他各界人士的话题，并引发了一场关于增长极限的旷日持久的论争。该书在问世后的短短十多年中，曾再版十几次被译成三十多种文字，发行量高达60万册。它成为世界各国一百多所大专院校的教材，并曾被第三十一届联合国大会列为大会文件。《增长的极限》在全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由《增长的极限》阐发的增长观、发展观和它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之间，存在着一种逻辑的因果关系。显然，导致其巨大影响的原因是这种观点对传统观点所具有的巨大冲击力，是它所代表的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是以它为标志的新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的诞生，以及它和影响人类文明发展的各种重大问题的紧密联系。许多评论客观地指出，无论是报告的发表还是它所论述的富有争议的观点，在上述几个方面无疑都作出了有价值的贡献。战后的五六十年代，是西方世界进入经济高速增长的历史时期，高速增长带来的高速经济发展使西方国家产生一种错觉：只要有了增长，便有了一切，增长是发达资本主义走向永久繁荣的根本保证。为了缩小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发展中国家也把高速增长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必由之路。于是，盲目地、不惜一切代价地追求增长，被奉为金科玉律和至高无上的原则，增长癖在全球迅速蔓延，有增长就有美好的未来也成了全球的共识和坚定信念。科学技术的进步及其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所显示的巨大力量，使西方国家甚至全球社会更加执迷于增长的魅力，更坚信增长不但是发展的真谛，而且是无限的。《增长的极限》这一研究报告的发表及其大声疾呼的增长极限论，公然对增长无限论的传统观点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挑战，发出了盲目追求增长可能导致未来全球性灾难的严重警告，同时提出了停止增长、保持零度增长甚至负增长的不可思议的主张。上述观点无疑是对一向被奉为真理的传统观点的否定，因而在西方世界掀起轩然大波，产生了“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效应，震撼了西方的学术界、政界、企业界和其他各界。1973年爆发的世界石油危机及其导致的西方经济从高速增长跌入“滞胀”，由于油价上涨而引起的社会恐慌和混乱等，似乎立即印证了增长极限的观点，迫使人们思索增长极限的新观念，并怀疑传统的旧观点。提出经济增长的新概念，促使人们重新认识增长问题，引导人们去思考“净化的增长”、“质量增长”、“适度增长”和其他可供选择的增长，可以说是增长极限论提出者的一大功绩。指出新的思维方式，改变人类的思维方向，是增长极限论提出者的第二个功绩。传统的思维认为应当从局部到整体来认识增长问题，人类的思维方向是“增长即是发展，增长是直线的、无限的”，而极限论提出者们提出的新思维方式则反其道而行之，认为应当从全局的、全球的、正负两面的角度来认识局部的、国家的和片面的增长问题，断言：增长是非线性的指数增长，增长绝不是无限而是有极限的，有增长并不等于有发展，盲目增长甚至会导致灾难性的未来。在这种新思维的影响下，人们不再单纯地把经济增长等同于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等同于幸福快乐，或把经济增长看成是世界和平与国际秩序的基础，而是把增长概念和发展概念加以区别，用平衡发展来取代单纯增长。与增长极限论同时问世的是以全球问题为对象的新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增长极限这一全球问题所采用的研究方法。这是增长极限论提出者的第三个功绩。他们开全球性问题研究之先河，并且采用了多学科的、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建立了用计算机处理的系统的动态模型，同时在用定量的研究方法研究社会科学问题方面进行了可供借鉴的尝试。有人认为，《增长的极限》为世人打开了一个重大的领域，即全球问题领域。在这个领域中，许多问题与人类生死攸关，却被人们搁置一边。它们包括人口、资源、能源、粮食、工业化、环境污染、战争、和平、发展等等。这些问题本身以及它们相互之间、它们与其他重大问题之间的联系，对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敢于打开这个领域，敢于研究并试图回答关系到人类生存和幸福的基本问题，并大胆探索解决问题的途径，是提出增长极限论者的第四个功绩。研究报告发表以后，人们进入了这个事关人类前途和命运的领域，开始了对全球性问题和当代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的关注，其中包括如何协调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发展，协调人和自然的关系等。可以说，报告促进了世人对全球问题的关注和觉醒，并为西方世界在70年代掀起的、影响深远的社会运动———生态学运动打下了思想基础。
        增长极限论引起了激烈的、广泛持久的争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场争论至今仍未完全停息。争论主要围绕零度增长、增长的制约条件、技术进步对增长的影响、世界系统动态模型的研究方法、资源枯竭和全球性灾难的预言等问题进行。批评者们的评论可以摘要为：
        这种理论观点是“新马尔萨斯主义”；鼓吹零度增长，会使贫困者无法改变贫困的命运，会日益加剧贫富之间的紧张关系；增长必然会有正负后果，负效果是都能得到克服的，增长和发展绝不会因为有负效果而停止；制约增长的因素并非西方国家工业化过速或人口增长过快，而是不合理的阶级剥削和社会制度；不应当从资源的有限性导出增长的极限性，因为在现实经济关系中，需求是可替代的，例如可用光缆代替电缆，铜的需求便可被替代了；在增长系统动态模型中，技术进步的影响被低估了，认为技术进步不能排除增长的最终极限、因而不能避免世界崩溃的结论是以偏盖全的，因此它不能用来代表一般规律；所作的预言是一种关于大灾难和世界末日的神话，它被用来取代另一种神话：经济增长和进步是无限的；对全球的未来也采取了自相矛盾的态度：既否定了关于世界进步的神话，又肯定了这种神话，强调只要及时采取正确决策，便可避免灾难并建设美好的未来。关于增长极限的丰富多彩、不胜枚举的论争和批评，显然还将以新的方式继续下去。人们从这场论争中不但可以看到增长极限论踪迹可寻的深远影响，而且还可以发现当代社会思想认识上的许多重大进展或动向（如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未来主义的悲观派和乐观派、联合国的21世纪纲领、后现代主义思潮等）和增长极限论的内在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