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著名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哈贝马斯（J.Habermas）著，李安东、段怀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1月出版，收入包亚明主编的《当代思想家访谈录》。
        本书收录了哈贝马斯的12篇访谈：战后世界的思想与社会；保守主义和资本主义危机；理性辩证法；生活方式、道德和哲学家的任务；德国学生运动的角色；关于道德、法律、公民的不服从和现代性；现代性的地平线正在移动；新历史主义的局限；一种哲学———政治的侧面描述；批判理论与法兰克福大学；后形而上学思维中的主题；作为文学的哲学与科学。
        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中的代表人物，而且还是改变法兰克福传统理论方向的人。他在60年代开始放弃法兰克福学派的传统，认为批判理论传统已不适用于现代社会，因此提出交往行为理论来取代传统的工具理性批判。在这些访谈中，哈贝马斯通过对话的形式，以一种比较明晰的语言，批评了传统的法兰克福传统，叙述了他与阿多尔诺、霍克海默等人的理论分歧，从而阐释了自己的理论观点。
        法兰克福学派的传统批判理论旨在揭露社会对个人的压抑，鼓吹个人的价值、尊严和解放。但是，60年代后期，哈贝马斯经过思考后认为：“经过反省，我以为批判理论的缺点是被贴上了‘标准的基本原则’、‘真理的概念及其与科学学科的关系’、‘民主与法制国家传统的贬值’等标签。”（见《理性辩证法》）第一点，“标准的基本原则”是指“旧法兰克福学派公开赞成理性观念，并按照历史哲学来发展它”。第二个缺点“涉及到从黑格尔那里继承的真理的哲学概念问题。旧法兰克福学派从未将它扬弃，而它却与难免错误的科学努力不可调和”。“在政治理论的层面上，旧法兰克福学派从不重视资产阶级民主。这就是我所认识到的法兰克福学派的三个缺点。”造成这些缺点的根源在于“30年代，他们在搭建理论范畴的框架时，没有在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异化体制与主观性之间留下空间，也没有为生活世界或生活方式（狄尔泰或维特根斯坦）的思想留下空间。他们无意窥视日常生活的空白地带，对他们来说，那只是管理机构或总体苦难实质的一种附属现象。在主体性相互联系之间，他们也没留下哲学的踪迹”（见《生活方式、道德和哲学家的任务》）。基于以上的对传统批判理论缺点的认识，哈贝马斯认为修正的办法就是接受一种建立在语言学理论之上的交往理解的概念，他说：“我直觉到相互理解是建立在语言交流上的。顺着这条道，才能理解交往合理性的概念”。交往理论必须“阐明后期资本主义发展是如何客观地实现了语言交往结构的普遍条件，提供了一种不再建立在历史哲学基础之上的批评准则”（见《理性辩证法》）。关于交往理论的要旨，哈贝马斯如是说：“交往合理性概念包含三个层面：第一，认识主体与事件的或事实的世界的关系；第二，在一个行为社会世界中，处于互动中的实践主体与其他主体的关系；第三，一个成熟而痛苦的主体（费尔巴哈意义上的）与其自身的内在本质、自身的主体性，他者的主体性的关系。”
        在这些访谈中，哈贝马斯还谈及了对马克思主义、波普尔的哲学以及60年代学生运动的评价。通过这些访谈，我们可以大致把握哈贝马斯的思想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