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由英国政治出版社出版。本书是安东尼·吉登斯研究现代性的系列著作之一，在此之前，他曾经发表过《发达社会的阶级结构》（1973），《权力，财产与国家》（1981），《民族—国家与暴力》（1985），以后又相继出版了《现代性与自我认同》（1991），《私人关系的转变》（1992）。这一系列的著作连同他1971年以来的近十本理论专著和各种论文，都是围绕着一个主题展开的：如何更好地认识现代社会的变迁。
        吉登斯几乎从一开始自己的学术生涯便感到，原有的种种社会理论在试图解释和理解现代社会的时候，都有这样那样的不尽如人意之处。从1976年他发表《社会学方法新规》到1984年《社会的建构》问世，吉登斯花了大量的笔墨对自孔德以来的各家各派的社会理论进行梳理与批判，并进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结构化理论。
        结构化理论是吉登斯试图克服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整体论与个体论、决定论与唯意志论的二元对立而提出来的，它用结构的二重性去说明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而不是像传统理论那样，总是试图用某种一元的因子或一维的角度去对包含着结构和主体的社会现象进行理论上的还原。结构的二重性的意思是，社会结构既是由人类的行动建构起来的，同时又正是行动得以建构起来的条件和中介。吉登斯认为，社会理论所要解决的，不是像决定论（例如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所以为的那样，社会结构如何决定人们的行动，也不是像阐释社会学或现象学所宣称的那样，主体的各种有目的的行动本身如何构成了社会，而是行动是怎样在日常的环境条件下被结构化的，与此同时行动的这种结构化特征又是怎样由于行动本身的作用而被再生产出来的。根据结构二重性的原理，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既是其不断组织的实践的条件，又是这些实践的结果。结构并不是外在于个人的，它不应被简单等同于社会整体对行动主体的外在制约，恰恰相反，它既是制约性的，又赋予行动者以主动性。
        用结构化理论对现代性及其诸种后果进行制度性分析，是吉登斯在《现代性之后果》中试图企及的目标。在吉登斯之前，当代的许多关于现代性的讨论大都是从文化学与认识论的角度入手的。吉登斯的路径正好相反，以制度性分析为主，辅以文化与认识上的论述。所谓现代性，吉登斯指的是17世纪以来出现于欧洲并且其影响随之向世界各地蔓延的社会生活方式与组织方式。吉登斯分析现代性的一个关键之点在于，他认为现代性的出现并非像长期以来深受进化论影响的种种社会理论所解释的那样，是历史随着某一既定的发展线索内部自身演进的结果，相反，非延续性或者说断裂是现代性的基本特征。更明白地说，由现代性所产生的生活方式使人们脱离开各类形式的传统社会秩序，这是没有先例的；现代性所包含的社会转变在其深刻性上，无论就其外在的扩展还是就其内在的强度而言，也是历史上没有过的：就外在扩展而论，上述社会转变所产生的社会形式蔓延到了全球，与此同时在内在的方面，这些社会转变使人们日常生活与存在的基本个人特征和私人特征发生了巨大变化。简言之，现代社会变迁在速度和规模上都是所有的传统社会所不可比拟的，而现代社会的种种制度则更是传统社会所没有或根本不同的。
        在吉登斯看来，经典的社会学理论对现代社会所作的制度性解释大多是令人不满意的，首先，它们几乎都是用某种单一转变机制（例如，对迪尔凯姆及其学派来说，用工业化）去说明现代性的本质，而没能揭示出现代性的多维制度特征；其次，它们在试图说明现代社会（实际上也就是民族—国家）的结构及其变迁的时候，却很少直接在理论上揭示出现代民族—国家的特征，并且，它们未能看到，（现代）社会的所谓“秩序问题”，并非如帕森斯所说的那样是不同的利益群体如何整合在一起从而使社会得以延续，而是“时—空伸延”的问题，亦即将时间与空间组织起来从而连接在场与缺场的条件是如何不同于———或者说，时—空伸延程度高于———各种传统社会形式的，现代社会的种种制度是怎样在时间与空间中定位并因此形成现代性的整体特征的；最后，它们都比较简单地将社会学视为这样一种关于社会生活的一般性知识，其可以被用于预测和控制社会生活本身，而没能揭示出，在社会学与它所研究的对象———现代社会中人类主体的行动———之间，存在着“双重理解”：一方面，社会学知识的积累与发展，有赖于被视为外行的普通人自己的概念和知识，另一方面，社会学以及一般社会科学理论的观念又总是不断地重新返回到它们最初所试图概念化或描述的由作为行动主体的普通人所构成的世界中去。
        吉登斯所理解的现代性的多维制度性特征，包括：工业化，即通过劳动分工、技术的发展与应用等人类主体对自然（或者说，人类的主体行动所创造的环境）的改变；资本主义，即在竞争性的劳动与产品市场条件下资本的积累监督系统，即对信息的控制与社会性监督制度；军事力量，即在现代战争本身的高度工业化技术化条件下对暴力工具的控制。他认为，上述四类制度是彼此互相影响的，共同编织成了现代社会的制度性维度，但现代性却又不能简单地还原为其中的任何一维。就时—空的伸延与分离程度而言，现代社会不仅使时间与空间相分离，而且也使空间与场所相脱离———对后者而论，在场的东西的直接作用越来越为在时间—空间意义上缺场的东西所取代。时间空间的高度伸延是理解现代性的关键。吉登斯在这里提出了与嵌入相对应的“脱出”概念，用以说明在现代性条件下社会关系所具有的脱离出具体的互动环境并且在更为广阔的时间—空间范围内的重新建构的特征。吉登斯认为脱出概念有助于把握时间与空间不断变化的重组方式，后者对于理解社会变迁尤其是现代社会的本质来说具有核心意义。他概括了现代社会的两类脱出机制，一是象征符号，二是专家系统，它们都是时—空高度伸延的基础条件。吉登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并分析了现代社会所特有的信任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信任与风险，保障与危难范畴，它们是时—空伸延的产物。
        现代性也是全球化的。用上述现代性的四维制度性去说明，就可以将现代性的这一全球化进程的诸因素简单概括为：国际劳动分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民族国家系统和世界军事秩序。现代性的全球化当然还包括文化（如传媒）的全球化问题。
        吉登斯分析了前现代与现代、现代与后现代的差异。在所有形式的前现代社会，时—空伸延程度相对而言都是很低的，信任通常是建立在在场条件下的互动基础上的，例如在亲属、邻里、宗教团体与传统中的信任，危险也主要来自自然，而在现代社会里，由于时—空的高度伸延，信任则主要建立在个人或私人关系之间，建立在缺场条件下的抽象系统（象征符号和专家系统）之中。现代社会的风险与危机也表现为全球化的高强度紧张与日渐增多的突发性事件，日趋制度化的风险环境，日益意识到风险本身的严重性以及这种意识在大众中的蔓延，等等。吉登斯认为，在现代性条件下，风险具有远比其在前现代条件下更为严重的后果，虽然其实际发生的可能性却要小得多。若从四维制度性分析的角度着眼，则可以将现代性的风险之严重后果描述为：生态环境的衰变，经济增长机制的崩解，极权的兴起，大规模的军事冲突或核战。
        在社会学的经典传统（例如韦伯对官僚体制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条件下异化的分析）的影响下，人们对现代性的消极后果认识较多，然而这并不是事情的全部。至于利奥塔等人所提出的后现代性及其所包含的对社会组织的系统性知识的怀疑，则主要是由于对在现代性条件下人类总是不断地与自己尚未充分理解从而似乎也就无法驾驭的各种事件及其后果遭遇的切身感受。吉登斯主张，在这种情形下，只是提出某一新概念（例如“后现代性”）是不够的，相反，还必须重新系统性地认识现代性及其种种后果。他认为，人类并没有进入到后现代阶段，而是处在现代性的诸种后果正日益变得更加极端化和更加普遍化的时期。
        在这样一个时期，自我认同与私人关系也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现代性的日益全球化的趋势与人们日常生活中地方化的各种内容之间的内在联系愈发紧密；自我的形成越来越成为对现代性的反应，即个人必须在由现代系统所提供的可能与方法中去认同自己的身份；建立在基本信任基础上的自我实现，只有通过自我向他人的开放才能达到；私人或隐私关系的确立之基础恰恰是双向的自我展示，……在吉登斯继《现代性之后果》以后相继发表的《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和《私人关系的转变》中，现代性条件下的自我、身份、认同、隐私、两性关系等都得到了进一步的阐释与说明。
        吉登斯最后强调，尽管从时间的发源和由于民族国家与系统化的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建立而滋生出来的生活方式的角度来说，现代性也可以说是西方的东西，但是现代性所意味的制度性转变，并不只是西方社会特有的现象，它是具有全球化倾向的趋势，虽然《现代性之后果》直接地是以所谓的西方发达社会为分析对象的，但它所包含的理论意义对于非西方社会的今天和明天，都是富有启发性的。
        见“吉登斯，安东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