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当代著名后现代思想家大卫·霍伊（DavidCouzensHoy）所提出的一种后现代理论。多年来霍伊不仅一直致力于福柯和哲学解释学的研究，而且积极投身于当代西方有关后现代主义的讨论，他的系谱学解释学便是在近年来与伽达默尔和哈贝马斯、罗蒂、麦卡锡等人的论辩和对话中形成的。具体地说，是在与基础主义、普遍主义和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的争辩中形成的。霍伊的系谱学解释学所要面对的问题就是，怎样既坚持后现代的反基础主义和多元论立场，又避免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极端。
        霍伊的系谱学解释学是在福柯的系谱学和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二者的结合。而福柯的系谱学又是在尼采的系谱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是一种内在的批判方法，这种方法拒绝任何超验的视角和超验、必然的一般标准，致力于从内部阐释和批判偶然的社会形态。霍伊的系谱学解释学则致力于向普遍必然性挑战，致力于解构必然性，从内部揭示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哲学的偶然性。在霍伊看来，根本不存在什么断言事物如何发生或者必然发生的“先天方法”。他也不相信存在一条通往好生活的惟一正确之路，社会生活形式的多样性和个人生活形式的多样性业已证明了这种观点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系谱学解释学强调，那种可以作为仲裁不同解释的差异的、标准的“一般性的元解释”是不存在的。它反对将一种解释非法地晋升为一种对其他解释具有优越性的非解释性的观点，反对“一解压百解”。系谱学解释学研究要告诉人们的是，那些想当然地被看做是一般的、永恒的和必然的东西，其实都是有一个历史的，也就是说是有开始的，因而也就是有结束的。我们对“自我”的理解其实也不是永恒的，也是有一个历史的。这使我们怀疑我们所视为必然的自我概念其实“仅仅是偶然的”。在霍伊看来，指出我们的自我认识是偶然，并不意味着要我们彻底屏弃对自己的理解。我们依然可以喜欢我们自己的自我理解，但无权将这种理解强加给别人，更不应自动断定：别的其他人也应该用同样的方式理解他们自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霍伊认为，系谱学解释学让人们尊重差异，尊重多样性，“学会与偶然一起生活”。
        依据系谱学，霍伊对传统的连续进步观进行了批判。这种连续进步观的一个重要表征是假定现在比过去好，未来将比现在更美好，人类正一步步走向理想的社会。福柯在生前就曾批判过这种进步观。在一次谈话中，当访谈者对他谈到科学总假定人在进步时，福柯着重指出：“不是科学这样说，而是科学史这样说。此外，我并不是说人性不进步，我想说的是提出诸如‘我们是如何进步的？’这类问题是一种坏方法。问题是：事情如何发生？而且现在所发生的并不一定必然比过去发生的更好，更先进，更好理解。”福柯认为，康德在《什么是启蒙》中并没有赋予现在以优先性，将现在看做过去以往发展的顶点，而是问：今天与昨天有何不同。他认为，在当代思维中一个有害的习惯是，在分析现在时，将历史中的现在看做一中断的、完成的、至高无上的。福柯认为应该将我们所存在的这一时刻看做是整个时代中的一个，它是一个像其他时间一样的时间。
        按照霍伊的理解，福柯这里的意思是说，我们今天的“现在”像任何其他“现在”一样是处在问题中的。系谱学便是对独一无二的、但成问题的“现在”的考察。
        按照霍伊的考察，即使像尼采这样的哲学家也没能摆脱这种进步观的影响。尼采在论历史的论文中，曾抽象地希望新一代的青年将能不同地思考，但不能告诉我们关于这一不同思维的详情。
        霍伊将这种寄希望于未来的思想称之为“乌托邦式思维”。在他看来，取向于含混的未来，对一种新的思维态度进行乌托邦式的思辨，可以说丝毫无助于对现在的研究。因为这种乌托邦式思维并没有告诉我们，我们如何可以是不同的。如果这种思维意指现在是一种必须被整个超越的自我包含的整体，那么它便是“反生产性的”。依照霍伊的观点，这种认为一种含混的未来将比现在更好的思想其实是一种非常空洞的想法。
        这种空洞的乌托邦式思维的一个重要表征是对“新”的迷恋。对于霍伊来说，阿多尔诺最吸引他的不是关于真理的观点，而是对现在的关注，对新旧关系辩证法的阐述。在阿多尔诺看来，“每一现代的东西，由于它的永不变化的核心，而显得比它看起来更古老”。对于阿多尔诺来说，“新”被现代文化转变成现代对之着迷的“感性的”。这种着迷永远也不可能完全被满足。其最终结果是，导致感性的迟钝而不是敏锐。换句话说，对“新”的连续不断的渴望成为同一的永恒轮回。霍伊将视现在为以往的精华，是以往的最高发展的观点为“现在的辩护士”。
        霍伊运用系谱学讨伐现在的目的是为了有效地克服人类的“自鸣得意”（complacency）。理性一直是我们现代的骄傲。因此对理性展开批判便构成系谱学的重要任务。霍伊强调，对理性进行系谱学的考察并非要毁灭理性，而是旨在提醒我们，理性关于自己具有必然性和普遍性的假定可能是一个“幻觉”，它忽视了理性在过去的历史形态，在现在的不确定性以及在未来的脆弱性。
        后现代主义对多元论的推崇使它始终受到形形色色的普遍主义的攻讦，这些批评的一个核心要点是指控后现代多元论涉嫌“操作性的矛盾”，必然要陷入“自我参照性的悖论”。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解，所谓后现代主义的“操作性矛盾”就是，一方面宣称社会一致和社会共识概念是可疑的、是应该屏弃的，另方面又要求人人同意它的批判性的论断是正确的；一方面宣称有效性概念本身是应该否弃的，另方面又将自己的论断视为有效的。在方法论上，这种矛盾或悖论表现为，一方面向一切究竟至极的东西进行挑战，反对“一解压百解”，另一方面又断定自己的理论具有优越性和优先性；一方面反对一切巨型理论体系的建构，另一方面却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霍伊清楚地意识到，后现代主义者要捍卫多元论，就必须面对这些矛盾和悖论，就必须对这些批评作出回答。霍伊自信，自己的系谱学解释学可以有效地回击这些批评。
        在霍伊看来，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当代普遍主义者对后现代主义涉嫌操作矛盾的指控，是建立在对后现代主义的误解之上的。实质上仍是站在传统的哲学立场上进行的，是建立在对“理论”的传统理解之上的。具体地说，这一指控是建立在这样两个可以说相互矛盾的暗中假定之上的。假定之一是，后现代主义者同他们一样是个普遍论者，因而必定将自身的理论设想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正确观点或公理。假定之二是，如果后现代主义不是普遍论者，那它一定是虚无主义者。霍伊认为，从这两个假定不难看出，普遍论者仍没逃离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
        关于与虚无主义的关系，霍伊认为，真正的后现代主义也是反对虚无主义的。它并不反对理性也不捍卫非理性。“只有虚无主义才走的这么远。”而霍伊自己的系谱学解释学是拒绝走入虚无主义极端的。霍伊认为自己的这种理解与后现代思想大师福柯的思想是一致的，霍伊不同意哈贝马斯对福柯的解读，认为福柯始终没有将自己看做是一个攻击理性的反启蒙的思想家。在《什么是启蒙？》中，福柯明确提出，理性的精髓将被保存在任何事件中。霍伊认为，福柯与哈贝马斯的分歧不在于一个不要理性一个要理性，而在于重建关于理性的元理论是否必要。依福柯看来，哈贝马斯的生产一种理性元理论的工程不是今天最需要的批判行为，现今需要的不是批判理论，不是用今天的术语重新描述理性自主的理想，而是更具体地批判历史实践。这里面不存在虚无主义的问题。霍伊强调：“福柯也好，伽达默尔也好，都没有一般地反对真理概念和自由概念，只不过更感兴趣的是这些各式各样有待丰富的真理和自由概念在实践中是如何具体地被解释的。”这便涉及到对普遍论指控中所暗含的另一个假定的反驳。
        霍伊强调，多元论的系谱学解释学尽管反对普遍论的主张，但无意确立自己的主张为惟一正确有效的，进而取代普遍主义者的公理。为了更好地与普遍主义划清界限，霍伊主张用后现代解释学的“解释”概念来替代传统的“理论”概念。
        传统的“理论”概念是与“现实”相对的，正确的“理论”无疑是对“现实”的准确把握和真实描绘。在这个意义上理论是一种“图画”。这种图画式的“理论”概念又是以下列这样一个预设为条件的，即现实（包括社会现实）是给定的（given）。而在霍伊看来，现实，特别是社会现实从来就不是给定的。因此没有任何理由可以绝对正确地把握现实。这并不意味着说现实是完全混沌的、不可认识的，所有的感知和认识都是抽象和虚假的幻觉。而是说现实是复杂的、生成的，像黑格尔那样绝对地把握事物是不可能的。在霍伊看来这就是阿多尔诺等人所揭示的“思想的局限”。
        既然现实不是给定的而是复杂多变的，既然人们只能相对地认识现实，这样，传统的图画式的“理论”概念便暴露出了它的局限性。因此，霍伊主张用解释概念来替代理论概念。相应地，传统的作为一种肯定的、建设性的社会历史力量的哲学，应被作为一种否定的或批判的功能的新哲学所代替。在霍伊看来，较之具有排他性的“理论”，“解释”最大的特点是开放性。按照霍伊的系谱学解释学，不同的解释是可能的。说一个解释是好的，并不意味着它是惟一的。换句话说，不存在所谓惟一正确的解释。康德曾经说过：他对柏拉图的理解比柏拉图自己对自己的理解要好。伽达默尔认为对过去的文本不可能被理解的更好一些，而只能理解的不同。而在霍伊看来，康德心目中无疑是坚信存在着惟一正确的解释的。他自己的哲学便被他视为惟一有效的真理。霍伊称这种思想为一元论（monism）。他进一步认为，传统思想对绝对真理的追求，对存在着“惟一正确意义”的坚信，一定隐藏着某些另外的目的。如果我们弄清了这些目的是什么，无疑将削弱或消解所谓“绝对真理”或“惟一正确的意义”。
        霍伊强调，他的系谱学解释学也有助于克服狭隘的夜郎主义（Parochialism）。所谓夜郎主义并非是指人们对需要认识的东西没有完全的知识，而是指人们自以为对所需认识的东西全知道，从而故步自封，将其他解释拒之门外。霍伊认为，系谱学解释学强调解释的开放性是治疗夜郎主义的一剂很好的“解毒剂”。
        霍伊指出，他的多元论的系谱学解释学并不一概否认产生社会协同性（solidarity）和共性（community）的可能性，而且认为这些价值将会战胜任何毁灭它们的企图。“但并不因如此就视这些价值为永恒的和普遍的。”在霍伊看来，协同性和共性并不是抽象的，它是与偶然的历史时刻连在一起的。它们可能是这些偶然的历史时刻的最高成就，它们也可以对后一阶段有所启迪，但它们不能被重复，也不应被后一阶段照猫画虎式的拙劣模仿，因为这种模仿很可能只导致一种“反动的盲目”，从而使人们对后一时期所面对的新问题熟视无睹。
        不难看出，霍伊的系谱学解释学就是他的哲学。这种哲学尽管是批判的、多元的，但与否定主义、虚无主义无缘。这与他对哲学的界定是一致的。在《意识的历史》一文中他明确地将哲学看做一种“反思方式”，一种“重新思考的需要”。
        参见“霍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