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生态女权主义
生态女权主义的一个重要分支。文化生态女权主义者把构建和弘扬女性文化作为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这些学者断言,妇女和自然界在创造生命方面有本原的联系。妇女孕育生命、哺养后代的性别角色使她们与养育万物的大自然有着特殊的亲近关系。然而男权文化的倡导者却以男女不同的生物机制作为压迫妇女和自然界的根据。妇女被认为是属于自然界的缺乏灵性、被动的、受物欲和情感支配的群体,理应服从富有理性和主动性的男人的统治。因此妇女和自然界一起被排斥在主流文化之外,并遭受严重的贬抑。男权统治者在压迫“自然化的女人”的同时,也以微妙的心理定势压迫“女人化的自然界”。通过审视主流宗教、神学、艺术、文学中妇女和自然界之间象征性的关系,可以清楚地发现“对妇女的憎恶和对自然界的憎恶内在地相联且相互强化”。如语言学中,人们常用描写妇女的性感的词汇形容对荒野的开垦、矿藏的挖掘和河流的利用。培根对自然科学功能的隐喻,则更典型地显露了潜在于主流文化中对妇女和自然界的侵略态度。按培根所言,自然科学的目的就是“在头脑与自然界之间构建纯洁合法的婚姻”。培根不仅认为自然界与妇女等同,而且认为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应当是虐待型的婚姻关系。此外,用动物(奶牛、狐狸、蛇、鸡等)指代妇女,也是更为普遍的性别歧视现象。文化生态女权主义者认为,对妇女的蔑视是文明与自然对立的根源,所以解救了妇女,也就解救了自然。她们倡导开展文化革命并创造新型的女性文化。女性文化以新评价、颂扬和捍卫曾被男权家长制文化贬低的女性、非人类自然界、肉体和情感的价值和优势。新的女性文化有两个核心内容:
1.构建爱护伦理学(ethicsofcare),论证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爱护伦理学是与传统的原则伦理学不同的人格伦理学或美德伦理学。它把被原则伦理学所排斥的,与妇女相关的关怀、爱护、友谊、信任和适当互惠的价值置于优先的地位,其出发点是以协同取代冲突,关联取代分离,爱护取代权利和责任的道德领域。在这个道德领域里不是个人意志和自由这样的抽象原则,而是母爱和友情成为道德理想。善良的人———例如慈爱的母亲是爱护伦理学孜孜以求的人格理想。爱护伦理学的基础是妇女独特的情感体验的母性思维。深受情感体验熏陶的妇女在理解和尊重生命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她们的心性最适于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按卡罗尔·吉利根所言:“妇女以关心和责任界定自我,男人以个人成就界定自我……妇女在交往中寻求安全,而男人在自立中寻求安全。”母性思维注重联系和情境,因而能打通主体与客体,自觉与环境认同,建构人与自然慈爱友善的关系。爱护伦理学所包容的这种女性的情感体验和思维方式,能使我们摆脱传统的原则伦理学不能解决的生态伦理困境。例如,在当代人对未来人的生态伦理责任问题上,基于母性经验的论说更令人信服。同样,在论证动物的道德地位时,爱护伦理学关注的核心问题是“我们爱护动物吗?我们与动物有关系吗?使我们与动物联结起来的基础是什么?”基于母性思维对这些问题的解答,使尊重生命的原则更具现实性。更值得强调的是,爱护伦理学与生态伦理学之父A.莱奥波德的道德戒律完全契合,即我们在应用更加抽象的大地伦理原则之前,必须首先去“热爱、尊重和赞美大地”。
2.复兴古代的自然女神宗教,激发人们尊崇自然界的情感。70年代中期以来,文化生态女权主义者一直热衷于探溯、挖掘“前家长制文化”中,尤其是古希腊前奥林匹亚时期的女神宗教传统,她们在对神话、神殿、壁画、塑像等宗教遗迹的考证中,发现古代欧洲、中东、非洲和美洲都曾普遍存在自然女神崇拜。女性身体的繁育力在古代文化中具有中心地位。艾斯勒发现在上古欧洲文化中“以妇女的身体为化身的创造生命的威力被赋予了最高的社会价值”。人们把地球上的万物生机看做出自一个有巨大生育力的女神(母亲神或盖娅),地球被当作女神的躯体备受尊崇。埃莉诺·加顿指出,在旧石器时代的艺术品和神话中,“人们以妇女身体中的生理过程———月经、怀孕、生养、哺乳类比自然界的繁育过程,从而把地球描绘为一个养育所有生命的伟大女性”。随着农业的发展,女神由生命源泉的象征变为动物繁盛和土地肥沃的源泉的象征。但由于男权家长制文化的兴起,女神屈服于男神,女神宗教随之消亡。按照艾斯勒和斯普瑞特奈克(CSpretnak)的考证,西欧男权家长制形成于公元前4500年左右,是由当时生息在俄国南部伏尔加盆地游牧的印欧部落的入侵造成的。他们的入侵破坏了上古欧洲以神为中心的男女平等的文化传统,摧毁了和平的、以地球为中心的非家长制。他们所崇拜的愤怒的雷电之神和战争之神征服了欧洲的女神,使黑海西部的文化都变成男权家长制的文化。男权家长制文化排斥妇女,也就追求与自然界对立。正如查理妮揭示的那样:男权文化缺乏对“生态共同体”的体验,我们也缺乏与自然界神圣合一的宗教情感。由专家基于生态规律制定的环保政策,往往是基于维持人类生存,畏惧自然界报复的动机。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态度并不能使生态危机得到根本的解决。复兴古代女神宗教的目的就是引导人们把生态意识内化为强烈持久的宗教情感,在与自然界神圣一体的境界中治愈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伤痛。同样,如果在文化中尊崇自然界就不会把妇女置于文化领域之外。所以,妇女的解放和自然界的解放都在女神精神中找到解决的良策。
按斯普瑞特奈克的概括,女神精神的复兴对当代生态智慧的完善有三方面创造性的贡献。
第一,确立生态有机体的观念。通过把我们星球的性别确定为女神,以浪漫主义方式表述莱奥波德的整体论大地伦理学。
第二,激发尊崇自然界的情感。自然界巨大的本体论潜势和创造力是神圣无比的,人类文化不应追求对肉体和自然界的超越,而应把神圣的超越理解为与宇宙神圣合一。
第三,正确看待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人类只是宇宙创造力的外现和继承。我们主体能力的增强来自对宇宙神圣性的分享。自然之子的归属感和自豪感能使当代文化从分裂和孤独的迷茫中解脱。
1.构建爱护伦理学(ethicsofcare),论证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爱护伦理学是与传统的原则伦理学不同的人格伦理学或美德伦理学。它把被原则伦理学所排斥的,与妇女相关的关怀、爱护、友谊、信任和适当互惠的价值置于优先的地位,其出发点是以协同取代冲突,关联取代分离,爱护取代权利和责任的道德领域。在这个道德领域里不是个人意志和自由这样的抽象原则,而是母爱和友情成为道德理想。善良的人———例如慈爱的母亲是爱护伦理学孜孜以求的人格理想。爱护伦理学的基础是妇女独特的情感体验的母性思维。深受情感体验熏陶的妇女在理解和尊重生命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她们的心性最适于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按卡罗尔·吉利根所言:“妇女以关心和责任界定自我,男人以个人成就界定自我……妇女在交往中寻求安全,而男人在自立中寻求安全。”母性思维注重联系和情境,因而能打通主体与客体,自觉与环境认同,建构人与自然慈爱友善的关系。爱护伦理学所包容的这种女性的情感体验和思维方式,能使我们摆脱传统的原则伦理学不能解决的生态伦理困境。例如,在当代人对未来人的生态伦理责任问题上,基于母性经验的论说更令人信服。同样,在论证动物的道德地位时,爱护伦理学关注的核心问题是“我们爱护动物吗?我们与动物有关系吗?使我们与动物联结起来的基础是什么?”基于母性思维对这些问题的解答,使尊重生命的原则更具现实性。更值得强调的是,爱护伦理学与生态伦理学之父A.莱奥波德的道德戒律完全契合,即我们在应用更加抽象的大地伦理原则之前,必须首先去“热爱、尊重和赞美大地”。
2.复兴古代的自然女神宗教,激发人们尊崇自然界的情感。70年代中期以来,文化生态女权主义者一直热衷于探溯、挖掘“前家长制文化”中,尤其是古希腊前奥林匹亚时期的女神宗教传统,她们在对神话、神殿、壁画、塑像等宗教遗迹的考证中,发现古代欧洲、中东、非洲和美洲都曾普遍存在自然女神崇拜。女性身体的繁育力在古代文化中具有中心地位。艾斯勒发现在上古欧洲文化中“以妇女的身体为化身的创造生命的威力被赋予了最高的社会价值”。人们把地球上的万物生机看做出自一个有巨大生育力的女神(母亲神或盖娅),地球被当作女神的躯体备受尊崇。埃莉诺·加顿指出,在旧石器时代的艺术品和神话中,“人们以妇女身体中的生理过程———月经、怀孕、生养、哺乳类比自然界的繁育过程,从而把地球描绘为一个养育所有生命的伟大女性”。随着农业的发展,女神由生命源泉的象征变为动物繁盛和土地肥沃的源泉的象征。但由于男权家长制文化的兴起,女神屈服于男神,女神宗教随之消亡。按照艾斯勒和斯普瑞特奈克(CSpretnak)的考证,西欧男权家长制形成于公元前4500年左右,是由当时生息在俄国南部伏尔加盆地游牧的印欧部落的入侵造成的。他们的入侵破坏了上古欧洲以神为中心的男女平等的文化传统,摧毁了和平的、以地球为中心的非家长制。他们所崇拜的愤怒的雷电之神和战争之神征服了欧洲的女神,使黑海西部的文化都变成男权家长制的文化。男权家长制文化排斥妇女,也就追求与自然界对立。正如查理妮揭示的那样:男权文化缺乏对“生态共同体”的体验,我们也缺乏与自然界神圣合一的宗教情感。由专家基于生态规律制定的环保政策,往往是基于维持人类生存,畏惧自然界报复的动机。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态度并不能使生态危机得到根本的解决。复兴古代女神宗教的目的就是引导人们把生态意识内化为强烈持久的宗教情感,在与自然界神圣一体的境界中治愈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伤痛。同样,如果在文化中尊崇自然界就不会把妇女置于文化领域之外。所以,妇女的解放和自然界的解放都在女神精神中找到解决的良策。
按斯普瑞特奈克的概括,女神精神的复兴对当代生态智慧的完善有三方面创造性的贡献。
第一,确立生态有机体的观念。通过把我们星球的性别确定为女神,以浪漫主义方式表述莱奥波德的整体论大地伦理学。
第二,激发尊崇自然界的情感。自然界巨大的本体论潜势和创造力是神圣无比的,人类文化不应追求对肉体和自然界的超越,而应把神圣的超越理解为与宇宙神圣合一。
第三,正确看待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人类只是宇宙创造力的外现和继承。我们主体能力的增强来自对宇宙神圣性的分享。自然之子的归属感和自豪感能使当代文化从分裂和孤独的迷茫中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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