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裔英籍哲学家。出生在维也纳。1908—1911年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学习航空学期间兴趣转向纯数学，然后转向数学的哲学基础。他偶然读到罗素的《数学原理》一书，为之吸引，从此在罗素的指点下搞逻辑研究，并于1921年以德文出版了《逻辑哲学论》（TractatusLogico-Philosophicus）。他认为哲学问题已被他完满解决，从此哲学已无事可做，他离开剑桥，去奥地利做了一名小学教员，远离了哲学。1929年，他重返剑桥，再次致力于哲学研究，并改变了前期在《逻辑哲学论》里表述的观点。1951年死于剑桥。1953年，他的友人整理出版了他的后期代表作《哲学研究》（PhilosophicalInvestigations）一书。
        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为思维划界或者不如说为思想的表述划条界限。他认为这条界限只能在语言中划分。从关于世界的论述中开始，维特根斯坦认为世界并不是由物构成而是由事实构成。世界的最小单位是原子事实，简单之物不过是原子事实的成分。对事实的描述要靠命题（语句）来完成。因此语言的界限就是世界的界限。那么命题为什么具有描述世界的功能呢？换句话就是：命题的本质是什么呢？维特根斯坦提出了他著名的图像论。他认为一个命题就是创造了一个事实的图像。图像的逻辑结构与事实的逻辑结构是同格的。图像是实在的模型、投影。从功能上来看，图像可以说就是事实，不能成为图像的命题就是无意义的命题，简直可以说就不是命题。维特根斯坦把事实的逻辑图像称作思想。命题是对思想的表述，是思想的记号。因此，图像、思想与命题在他那里是对等的同格概念，通过图像论，维特根斯坦回答了世界与命题（语言）之间的关系问题，并由此出发，达到了为思想与语言划界的目的。在语言界限之内是可说的，在语言界限之外是不可说的而只能显示的。他认为命题虽然可以描述世界，却不能描述自己的逻辑形式而只能显示。至于命题的意思，“形而上学”也属于只可显示而不可说之列，维特根斯坦把它称作“神秘的”东西。这是他哲学的最后结论。他庄严地写道：“凡是可说的，都能够说清楚；凡是不可说的，都应该保持沉默。”
        在《哲学研究》中，他却一反《逻辑哲学论》中表述的观点。按照图像论，词的意义就在于指称对象，词与对象处于相互对应的关系中。在《哲学研究》中，他对这种哲学观点展开了批判。他认为这种关于词的意义的一般观念，给语言起作用的方式笼罩了一层浓重的烟雾。他说：“在我们使用‘意义’这个词的各种情况中有数量·极·大的一类———虽然不是·全·部———对之我们可以这样来说明它：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使用。简言之，意义即用法。”这是在后期维特根斯坦对语言的意义说提出的新观点。维特根斯坦把词的意义带入了日常的语言游戏之中。一个词的意义不再必然指称对象。他把词放在一个句子中，看词在句子中起什么功能。他认为词组成句子犹如部件组成相似。词的功能在用词的操作中表述出来。对于一个词的意义来说，重要的不在于去分析出它的这种那种用法，而在于察看它实际上是怎样被使用的。例如“玫瑰花是红的”与“二加二是四”，在这两个句子里，“是”具有不同的作用。在前者，“是”是作为系动词来用的，在后者，则是作为“等于”使用的。有时一个词可以仅作为指称一个对象（他并没有完全否定指称说，这与他的语言游戏说相关），有时又可作为一个句子起作用，名称并不必然指向对象，能指可不涉及所指。比如说“云烟”，可指一种香烟的名字，也可能指“把那包云烟给我”，这就要看在具体的语言游戏中的运用了。因此，他提出了语言游戏说。
        析哲学两大支柱之一，是反本质主义的堡垒。语言游戏是把语言与游戏相比较的结果。这种比较的基础在于把概念比做一种游戏。什么是游戏？和传统哲学不同，维特根斯坦认为我们不能给游戏下一个确切的定义，我们找不到使游戏称为游戏的共同本质。但语言游戏所包含的意思还是清楚的。首先，语言游戏意味着语言和游戏一样是一种活动。维特根斯坦说：“‘语言游戏’一词意在突出下列事实，即语言的·述·说乃是一种活动，或是一种生活形式的一部分。”如前所述，他并没有完全否定指称说，他曾在表述意义即用法这个思想后接着说：“一个名称的·意·义有时是通过指向它的·承·担·者来说明的。命名只是语言游戏的准备。命名与描述并非处于同一水平，命名是描述的准备。至此，命名还不是语言游戏中的一步———正如把一枚棋子放在棋盘的棋位上还不是一着棋一样。”这样词就成为语言游戏中的工具，正如棋子是下棋游戏中的工具一样。棋子有各种各样的走法，不同的棋子功能也不同，这就好像同一个词在不同的语言游戏中所起的作用不同，词又有名词、形容词、动词等各种词类，在语言游戏中所起的作用也各不相同。在下棋游戏中走哪一个棋子、往哪儿走取决于棋势，在具体的语言游戏中用哪个词、怎样用，词的意义取决于具体情境和上下文关系。另一方面游戏也要有规则。在中国象棋里，马走“日”，象走“田”，还有各种各样“将死”的方法，都是游戏中的规则。语言游戏也要遵循规则。没有一定规则，一个词的用法就没有依据，因而这个词也就没有意义，语言游戏也就无法进行。语言游戏是一种活动，遵循规则是一种实践。想像遵循规则并不等于遵循规则。但词和语言的使用并不处处受规则的限制，“打网球时并没有规则限制你把球打多高或多重”，甚至我们一边做游戏一边制定规则甚或修改规则。根据语言游戏的规则，维特根斯坦一方面强调了语言游戏的社会性，并据此批判了私人语言，他认为私人语言根本是无意义的，另一方面也阐明了语言规则的约定性和相对性。语言游戏最终表明了这样一种思想：语言没有共同的本质。我们寻求本质是徒劳的，而只能发现家族相似，如果我们可以把它叫做语言游戏的“本质”的话。
        什么是游戏的共同性呢？如果你观察它们，你将看不到·全·体共同的东西，而只看到相似之处，看到亲缘关系。随着不断地考察，你会发现有许多共同的东西消失了，也有一些特征出现了。“我们看到一种错综复杂的互相重叠、交叉的相似关系的网络：有时是总体上的相似，有时是细节上的相似。”他说：“我想像不出比‘家庭相似性’更好的表达方式来刻画这种相似关系，因为一个家庭的成员之间的各种各样的相似之处：体形、相貌、眼睛的颜色、步姿、性格等，也以同样方式互相重叠和交叉。”有的是眼睛相似，有的是鼻子相似等，但并没有一个共同相似的地方。因此他说：“‘游戏’形成一个家族。”他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不要去想，而是要去看！就是不要去思考事物的共同本质，而要观察它们之间的相似性。否定游戏的本质就是否定语言的本质。追求本质是传统形而上学的立足点。批判本质就是批判传统的形而上学。他认为追求本质表现了力图使我们的全部描述变得崇高起来的倾向。这是传统形而上学对我们日常语言的误用，使我们产生不可动摇的幻象，设想了某种“理想物”，使我们误认为：理想物“必定”会在现实中被找到。但事实上，本质、理想物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通过家族类似这个概念，维特根斯坦表达了新的哲学方法和任务，对“本质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他说：“哲学不应以任何方式干涉语言的实际使用，它最终只能是对语言的实际使用进行描述。”
        “生活形式”是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另一大支柱。它主要解决语言游戏何以可能的问题。实际上，这是维特根斯坦的本体论。维特根斯坦把语言游戏牢牢地奠定在生活形式的本体论基石之上。如果没有生活形式，语言游戏将无法进行。生活形式具有如下特点：首先，生活形式是语言游戏共同体不得不接受的被给定的东西，是特定时代、特定文化的人们所共有的行为方式。维特根斯坦说：“必须接受的东西，给予我们的东西，乃是———人们可以说———生活形式。”这就是说，生活形式是个人不能选择的。在特定时代，人们从小受到特定文化的熏染，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特定的概念框架，并以此作为从事和评价语言游戏的准则。其次，生活形式作为语言游戏的基础，不是尚待检验的假设，而是不言而喻的自明前提。但生活形式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正如河床不是一成不变的一样。生活形式也有其历史性。所以生活形式也是相对的。它作为语言游戏的基础，本身也就不存在以什么为基础的问题。这样，人们意见方面的一致并不是由于它本身而是生活形式的一致。他说：“为真和为假乃是人类所说的东西；而他们互相一致的则是他们所使用的语言。这不是意见上的一致而是生活形式的一致。”再次，生活形式这个概念突出了它和语言游戏的联系，语言游戏本身就是生活形式的一部分。他说：“想像一种语言意味着想像一种生活形式。”强调语言以及与语言相关的活动，期望、意向、意义、理解、感觉等心理活动都因为语言游戏而成为生活形式。他说：“是不是只有讲话的人才会有希望？只有那些已学会使用语言的人才会有希望。这就是说，构成希望的诸现象乃是这种复杂的生活形式的诸多变体罢了。”这个概念突出了语言游戏是生活形式的组成部分的思想。反对本质主义，回到生活，这是后期维特根斯坦所表述的一个主要思想，也是对后现代思潮构成影响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