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文解读或阐释中起决定性依据作用的思想体系或意识形态系统。由美国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家杰姆逊提出。在这里“深度”即指本文意义之“深度”（见“意义”）。本文意义有浅层的、显在的与深层的、隐在的之分，“深度”即表明此间的不同。在杰姆逊看来，“深度模式”一种是就时间而言，另一种是就空间而言，前者指文学作品的“历史深度”，后者指视觉艺术的“空间深度”。杰姆逊说明，对“深度”这个词，他“故意用得含含糊糊，模棱两可”。他指的不单是视觉上的深度———这在现代派绘画中已经消失———而且也指阐释性深度……“这一切都消失了”。
        恩格斯在1859年5月18日给拉萨尔谈革命悲剧的信中就论及德国戏剧的“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诚然，古典的与现代的是两种不同的深度模式。前者主要就主体认识现实、把握现实、作品反映现实生活本质的真实性与典型性而言，后者则相反，把深度挖掘地带从创作主体与作品同社会现实生活的连接重点转移到主体方面———主体以作品对现实形成的屏障之深度模式，如意识流小说。
        杰姆逊区分出四种阐释的深度模式：（一）黑格尔或马克思的：辩证法以追究从现象到本质，从外部到内部的事物规律为特点。显然，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基于认识论的美学、解释学或批评，或社会的历史的批评，卢卡奇属于此列，杰姆逊提倡的马克思主义解释学也是这种深度模式，这种深度模式带有古典性，即以上恩格斯所说“思想深度”。（二）弗洛伊德主义的：他关于“显义”与“隐义”的区别，“所想的与实际所发生的区别”就是一种深度模式，也就是作为潜意识的“本我”是在“自我”之下的深层意义。（三）存在主义的：杰姆逊仅从萨特所说的“非现实性（或非实在性）”确定其深度模式，指出“实在性是可以从非实在性的表层下面找到的”，因而“牵涉到现象与本质的关系”。但这样说还不够，存在主义本体论意义上的“在”（海德格尔）就是深度模式。萨特将之变化为“存在先于本质”。其深度模式的要害在于人的本质之非规定性上面。人的本质的非规定性就带有泛异化的意味，因为“异化”是建立在“合乎人的本质”理论前提之下的。所以，“存在先于本质”是对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关于人的本质的规定之深度模式的逆反。关于这一点，杰姆逊指出：“异化作为一个政治和心理学的概念，在西方主要是与人道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如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波兰及南斯拉夫的共产主义理论等，而后结构主义宣布不需要什么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甚至异化这个概念本身也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它也含有深度模式。”异化之所以可视为一种深度模式就在于它有一种纵深的历史观———人的异化———复归。存在主义并不是传统的异化论，而是取消了预设为历史起点的“非异化的人”与作为历史终点的“人的复归”，海德格尔的人的“无家可归”状态就是现代异化论的具有代表性的表述。（四）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因为符号学区分了能指与所指，在能指里面便隐含了意义。典型的结构主义的深度模式的阐释便是列维-斯特劳斯以语言“二项对立”的结构对《俄狄浦斯》所作的阐释，如俄狄浦斯之“妻母”表现出对血亲关系一种过分的依赖，“弑父”表现出对血亲关系的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