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译“知识论的无政府主义”。由美国著名哲学家费耶阿本德所提出的一种后现代理论。费耶阿本德强调科学本质上是无政府主义的事业，认为理论上的无政府主义更能鼓励科学的进步，也“更符合人性”。用他的话说就是：“无政府主义对于科学和作为一个整体的我们的文化的进步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
        费耶阿本德声明他的无政府主义既不同于哲学中的怀疑主义，又有别于政治上和宗教上的无政府主义。因为哲学中的怀疑主义或者认为一切观点都是同样好的，或者认为一切观点都是同样坏的，或者根本拒绝作出任何判断。而他的无政府主义却毫不犹豫地捍卫最平凡或最匪夷所思的陈述；政治上和宗教上的无政府主义寻求取消某种确定的生活方式，而他的无政府主义却要对之进行捍卫。这种无政府主义绝不会持久不变地忠于任何一种社会制度或任何一种思想形式，也不会持久地反对它们。在此他将这种方法论上的无政府主义与艺术中的“达达主义”进行了类比，认为两者之间有许多的相似之处。其最根本的共同点在于不但没有纲领，而且反对一切纲领。所以有时他也自称是一名“达达主义者”。并称他这类达达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所最喜欢从事的娱乐就是“给非理性的学说发明出令人不容置疑的理由，以此来使理性主义者们陷入混乱”。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费耶阿本德被称为“非理性主义者”。根据他的看法，理性主义使科学更“理性”、更准确的试图必将会使科学丢丑。并认为今日形成科学基础的思想之所以能够存在，只是由于有偏见、奇想和激情这样一些东西存在着，因为这些东西是非理性的，因为它们被允许为所欲为。因此我们不得不作出这样的结论：甚至在科学内，理性也不能和不应该被允许是包罗一切的，它必须经常被压制或被消除。费耶阿本德认为，一个知识无政府主义者，“像一个从事暗中破坏的间谍，他玩弄理性的游戏，目的是挖理性（真理、忠诚、正义等等）权威的墙角”。在这类坚持非理性主义的达达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眼中，既没有什么普遍的标准、原则和观念，也没有什么惟一的不可缺少的方法。“他从正面所绝对反对的一个东西，就是普遍的标准、普遍的规则和普遍的观念”。
        所谓“普遍的”标准、规则和观念，费耶阿本德是指绝对的不以时间和地点为转移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他曾明确指出：“关于存在一种固定的方法，存在着一种固定的理性理论的思想，显然是以一种对人及其社会环境的过分天真的看法为基础的。对于那些考察由历史所提供的丰富材料的人，对于那些无意于以使这些材料变得空泛为代价来取悦自己的低下本能并满足对理智确定性、明确性、严格性与‘真实性’的追求欲望的人来说，可以在所有情况下，在人类发展的所有阶段得到维护的，显然只有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什么都行（anythinggoes）。”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费耶阿本德说：“一个人要成为一名真正的达达主义者，就必须同时也是一名反达达主义者。”他坚持认为他的无政府主义是医治认识论和科学哲学之病的良药。
        那么，费耶阿本德“反对方法”的无政府主义的理论根据是什么呢？他认为就是事物发展的多样性和不平均性原理。这方面他甚至利用了列宁的某些论断。
        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列宁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全部历史，特别是历次革命的历史，总是比最优秀的政党、最先进阶级的最觉悟的先锋队所想像的更富有内容，更形式多样，更范围广阔，更生动活泼，‘更难以捉摸’。”费耶阿本德将这个原理外推至认识史和认识论的相互关系，并推论说，甚至最精湛的认识论也永远不可能完全地反映出和考虑到实践和科学认识的不断增长、膨胀着的经验教训的多样性，任何历史的内容，总比历史学家和最好的方法论学家所想像的要丰富、多样得多。他进一步引申道：似乎可以从列宁的思想推出这样的结论，即认识过程是混乱的和不可预测的，因此认识论和方法论是根本不可能的。为了使自己的这个论断更加可信，费耶阿本德还引用了列宁的《论欧洲联邦口号》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两篇著作。列宁在这两篇著作中指出，“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帝国主义阶段，尤其如此。费耶阿本德把这条原理直接转用于科学，指出科学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这意味着科学的发展是偶然的，而对于偶然的无序的发展，任何科学知识的方法论都是不适用的。
        费耶阿本德还以反规则（counter-rule）、反归纳（counterinduction）对经典和经验归纳法的冲击为例，进一步详细阐发了他的“什么都行”的方法论原则。“反规则”建议人们引入和提出与经过确定的理论或经过确定的事实不一致的假说。与归纳法强调经验分析相反，反归纳强调的是理论的对比，认为可驳倒一个理论的证据往往不是经验而是与之不同的另一种理论。其实归纳法所津津乐道的经验也已经“沾染”上理论了。
        费耶阿本德让人们记住，观察报告、实验结果和关于“事实”的陈述，不是包含有理论假定，就是由于它们在其中使用的方式而肯定这些理论假定。因此，我们在正常环境下用我们正常的感官来看桌子时，就说“这桌子是褐色的”，但在光线条件不好或者我们对自己的观察能力感到没有把握时，则说“这桌子似乎是褐色的”，我们这种习惯表示这样一种信念，即当我们的一些感觉印象是真实的，另一些感觉印象是不真实的时，我们想当然地认为对象和我们之间的物质媒介不起歪曲作用以及确立接触的物质实体———光———传送真实的图景。其实上述这一切都是“抽象的、高度可疑的假定”。它们形成我们的世界观，而我们却对它们不加批判地加以接受。而且通常我们甚至不认识它们，只有当我们遇到一种全然不同的宇宙观时，才认识到它们的作用。结论是：成见是通过对比而不是通过分析形成的。同什么相对比呢？显然这种对比不能在一种理论、一种假定、一种世界观的内部进行，而必须从外部引进一套批评标准，引进一组另外的假定。用费耶阿本德的话说就是：“为了发现我们认为我们所居住的实在的世界（也许它恰好是另一个梦境世界）的特点，我们需要一个梦境的世界。”一旦人们这么做了，就已经踏上“反归纳”之路了。费耶阿本德极力为反归纳张目，强调反归纳既是一个“事实”（科学没有它不能存在），又是“合情合理”的，是科学游戏中极为需要的一种方法。认为科学不同部分的“不平衡发展”，十分需要这种“非理性的”方法。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费耶阿本德在这里并非在推崇一种新的方法论，用反归纳法取代传统的归纳法；也并非用一组普遍的规则来代替另一组普遍的规则。他的目的是让读者相信：“所有的方法论，即使最显著的方法论，也存在着自身的限度。”他认为证明这一点的“最好方法”是去“证明”某些人们所喜欢的基本规则的“不合理性”和局限性。上述对归纳法的局限性的阐明，便显示了反归纳法也是可以成立的。也就是说，固定不变的方法论是不存在的。而传统的方法观念本身即包含着“坚定不变的和绝对确定的原则”。
        费耶阿本德运用科学史的事实证明，没有任何一种方法论原则不在此时此地或彼时彼地遭到违反和否弃。并认为这种对确定的方法论原则的违反并不是偶发事件，也不是知识贫乏和心不在焉的结果。相反，对于科学的进步来说，这种违反是必要的。人类知识的一系列发展和变革，从古代原子论的出现、哥白尼革命到现代原子论的兴起（动力学、立体化学、量子论）和光的波动说的逐渐发展，不是由于思想家们不受某种显著的方法论的束缚，就是由于他们打破了这些方法论原则的框框。费耶阿本德借此说明他所倡导的方法论上的无政府主义是有历史基础和依据的。此外，根据费耶阿本德的考察，马克斯韦尔、霍尔姆兹、赫茨、马赫、杜海姆等科学家都是支持和“赞同多元论的”。P.杜海姆就曾写道：“推进科学发展的最好方式是允许每一种知识形式根据它自己的规律发展自己。”
        相反，费耶阿本德知识论的无政府主义倡导方法多元论，允许采用一切方法，容纳一切思想，反对传统方法论原则的惟一性、普遍性，反对传统方法论对其他方法的排斥和打击。并认为非方法（non-method）较之传统所推崇的理性的、科学的方法更有成功的机会。对于这样做的理由，他讲了两点：其一，从认识上看，我们所探索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未知的，因此我们不能保守、封闭，而必须保持我们选择的开放性，必须坚持“什么都行”的无政府主义方法论原则，否则不啻作茧自缚，结果一定是处处碰壁。其二，从人道主义的角度上看，人只有摆脱僵化的科学教条，摆脱形式理性的限制，才可能最终摆脱思想的被奴役状态而获得做人的尊严。而在费耶阿本德看来，传统的普遍方法论原则及其建立在这种原则之上的科学教育妨碍了人性的全面发展。因为传统的方法论坚执于理性与非理性、逻辑与非逻辑的对立。表现在科学教育中是使科学简化，表现在科学研究中是以邻为敌，确定一块领域为科学的世袭领地，将这块领地与思想发展中的其他部分严格地区分开来，同时给定了这一领域自己的独特的理性方法和逻辑。严格的理性方法论的训练又进一步使人们牢牢地局限在确定的领域内。直觉、想像等一切非理性的方法都被排除在科学方法之外。因为它们与理性的方法相悖，会混淆科学与非科学的界线。表现在科研实践中就是有意扭断人们的宗教和形而上学与他们的科学活动的联系，从而保持科学的纯理性色彩。表现在教育中就是非个性化。那种无头脑、无个性，甚至没有一点理智、气质和情感的“专家”、“教师”比比皆是。他们像训练家犬一样地训练学生，把他们拖入自己粗劣的知识框架中，利用分数、考试以及学生对于失败的恐惧心理来束缚青年人的头脑。这种教育制度执行一种落后、无知的顺从主义而说它是真理；它导致创造力的衰败而说它是深邃的洞察；它破坏了年轻人最珍贵的东西———丰富的想像力而说它是教育。这种做法是具有灾难性的，它是对人性的摧残，是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压制。因此历史条件；它使科学充满教条，缺乏适应性。我们必须否定这种建立在普遍方法论之上的神话式教育。费耶阿本德要向这种摧残人性的理性主义方法论及其教育体制开战。他要求屏弃一切普遍的标准和固定、僵死的理性主义方法论。他强调：多元论“不仅对于方法论是重要的，而且也是人道主义的本质部分”。在他看来，一切固定的观念、知识、普遍适用的规则和方法都是既不现实的，又是极为有害的。之所以说这种一元方法论不现实，是因为它把人的能力和导致科学发现的环境、背景简单化了。说它有害，是因为实施这些法则的努力势必要增加人们为获取职业资格而耗费的精力和代价，导致智力下降及无教养的人和无聊的书籍充斥市场。此外，这种传统的一元方法论也限制了科学的发展，因为它否定了影响科学变革的复杂的自然、历史条件；它使科学充满教条，缺乏适应性。
        费耶阿本德运用科学的史实证明，不存在什么纯粹理性的“科学方法”，也不存在任何一种单一的规则或方法能够构成一切研究的基础，并保证它是“科学的”、可靠的。用他的话就是：“任何方案、理论、程序都必须按照它自己的优劣，根据适应于它所应付的那些过程的标准予以判定。”
        可见，费耶阿本德虽然拒斥一切固定的、普遍的方法论原则，但并无意取消所有规则、标准和方法论，而是旨在将一切规则、标准和方法论都统统容纳进来。其最终目的则是增进自由，使人的个性得到充分自由的发展，使人过上一种真正丰富多彩的生活。
        参见“多元主义方法论”、“费耶阿本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