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称“人类学的语言学”。有时也称人类语言学，但是有些学者认为，这一术语实际上指的是综合运用文化人类学和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从人类的文化模式及文化信仰的角度研究语言变异及语言试验，强调的是人类学和语言学这两个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不是人类和语言的关系。因此，称为“人类学语言学”或“人类学的语言学”比较妥当，而且不至于发生误解。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干脆把这方面的研究称为“语言人类学”（linguisticanthropology）。于是，“语言人类学”作为“人类学语言学”的替代用语，常常可以在文献中见到。其实，这两个名称之间并无本质的区别。
        人类学语言学经常被看做是广义的文化人类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它通常与史前考古学、人类文化及人类社会的比较研究一起，构成广义的文化人类学的三大内容。对传统的语言学家而言，研究语言本身的各种问题往往就是他们的最终目标，而对人类学语言学家来说，他们虽然也对语言问题感兴趣，但主要是关注作为知识系统的语言，这些知识系统与人们实际讲话的方式可能并无太多关系；它们通常更关注实际语言问题以外的领域，比如语言和文化之间彼此发生关联的各种方式，以及人类语言发展变化的途径。有些人类学语言学家还试图通过探索各种文化现象和语言现象的内在联系，来揭示用语言表现的人类思维过程和思想结构。
        人类语言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传递信息的系统，它与动物传递信息的系统有着本质的区别。在人类语言中，有限的语音（几乎没有任何一种语言使用的语音能超过50个）结合在一起，便可以指称成千上万种事物或表达成千上万种思想。只有用人类语言才能进行概括和解释，才能进行复杂思维，并因此而建构起传统的主流———人类文化。在人类语言中，一个有意义的语言序列（asequenceofsounds）与它所代表的事物或经验之间的联系，完全是约定俗成的。人类语言作为一个符号系统，仅用有限的符号就可以表达无限的思想，达到对外部世界进行控制的目的。记录这个系统在漫长的人类历史的发展变化，探索它的结构，正是人类学语言学家最关注的问题之一。比如在北美，一批早期的人类学语言学家对各种当地语言和方言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实地调查，为推动人类学语言学的发展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这就是有名的“记录美洲印第安语”的工作。这项工作成了整个北美文化人类学最重要的标志和方面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后来得到广泛应用和发展的描写语言学，几乎完全是在人类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英国的情况也大体如此。
        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L.布龙菲尔德早在本世纪20年代中期就指出：“语言学是人文科学中与文化人类学关系最密切的”，在美国，语言学包含在人类学研究中的情况，可以追溯到学者们早期对美洲印第安语的兴趣，因为通过这些语言可以探寻新大陆原始居民的起源和特点。美国早期的许多有影响的人类学语言学家，也大多出身于人类学家。通常认为，人类学语言学是在20世纪初美国人类学家的队伍中发展起来的，在美国，可以说最先渗透语言学里的学科便是人类学。
        语言学领域中转换生成理论（transformationalandgenerativetheo-ries）的出现，使得语言学发生了一场变革，被称为“乔姆斯基革命（Chom-skyanrevolution）”。这场变革使得语言学和人类学这两个学科之间的关系具有了新的特点。在这种包含了新内容的语言学中，语言学和人类学的关系所具有的新形式，在理论上和概念上均具影响力。语言模型作为文化行为和社会行为的模型，被广泛采用，这种情况在结构主义的认知人类学领域里尤为突出。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理论认为，必须根据“语言能力（competence）”来解释“语言行为（performance）”。乔氏所谓的“语言能力”，指的是“对语法规则的理解和对标准语的正确使用”；他所谓的“语言行为”，指的是“对语言的社会性使用，其中包括对任何特定社会环境中所特有的规则的全部修正和违反”。乔氏试图对制约人类几种语
        言能力的基本规则加以阐述。这几种能力是：学习和使用语言的能力、创造新话语的能力、对有意义的话语和无意义的话语进行区分的能力。转换理论设想语言中存在着深层结构（deepstructure）和表层结构（surfacestructure），而转换规则可以生成无限多的有意义的话语。乔氏的转换理论对文化人类学的分支之一———认知人类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历来是文化人类学、尤其是人类学语言学关注的问题。文化人类学家做的许多事情都与语言学有关。社会的语言是社会的文化的一个方面，是文化的一个子系统。因此，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是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美国人类学语言学家E.萨丕尔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开创性的研究。他力图揭示语言与文化之间的既特殊又一般的关系。语言通常被看做是反映文化。大量的文化行为，尤其是关于文化系统的知识，是通过语言获得的。萨丕尔认为语言是一种模型，该模型以多种方式理解语言。在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研究语言—文化相互关系方面，萨丕尔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文化可以对语言产生影响，这种影响是普遍的和大量存在的。那么语言反过来是不是也会影响或作用于文化呢？答案也是肯定的。不过相比之下这种影响的程度要小得多，也不那么明显。比如，语言至少在以下这个方面影响着人类的文化实践：人类认识或感知世界的基础，或多或少与语言有关。这是因为语言确定范畴，正是根据这些范畴，某些被视为相同或相似的事物才有可能与另一些被视为不同的事物区分开来。
        最近二三十年发展起来的一个较新的领域———社会语言学———实际上包含了先前文化人类学中研究语言与文化的关系的课题。关注社会文化现象的不同学科的代表，对文化中的语言所做的研究，始终得到为数众多的学者的赞同。以人类学语言学家G.特雷格（Trager）为代表的一批美国语言学家，建议把旨在分析和比较各种语言系统的描写语言学和历史比较语言学统称为“微观语言学”（micro-linguistics），他们把微观语言学的主要任务规定为研究某种文化的语音、音位、形态和句法习惯。他们认为语言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分支应该称之为“超语言学”（metalinguistics），其任务是研究语言与文化的其他方面之间的关系，或者说研究语音、音位、形态和句法习惯与技术、经济、亲属关系、社会交往、教育、宗教、审美和其他任何语言习惯之间的关系。这样，超语言学的任务无疑就与人类学语言学的任务部分一致起来。人类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普通语言学家等无一不去揭示上述关系，他们将这类研究分别归入人类文化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