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时期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是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重要现象。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这个问题在西方学术界争议颇多。主要有以下几种代表性的看法：
        第一种理论认为全球化是一个现代性的发展过程。这种理论主要以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为代表。吉登斯认为，现代性的经验是一种矛盾的兴奋体验，是某种潜在的不确定的控制的实现，它与危机、不安全感、无力和存在的焦虑联系在一起。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矛盾体验呢？吉登斯指出，它是来自某种“陌生和熟悉的相互交织”，亦即远处的事件侵入本地熟悉的日常生活所导致的复杂经验。在他看来，这就是一种“全球化经验”：“全球化涉及到在场和不在场的相互交织，涉及到‘远处的’社会事件和社会关系与本地的语境的交错。我们是依据遥远的事物、本地环境和介入的缓慢变化的现存关系，来把握现代性的扩张的”。这就是说，在当代历史条件下，无论你生活在世界的什么地方，所谓的本地生活很可能都是“全球的”生活，因为在这样的条件下，传统社会那种自给自足自生自灭的状况已不复存在了。导致这种现代性经验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吉登斯注意到，首要的原因是时间和空间的分离，即传统的那种以特定地点来规定时间的方式已经消失了，时间被虚空化了。在这个虚空化的过程中，标准时间和格林尼治标准时间已经发展起来。时间的虚空化进一步导致了空间的虚空化，传统的前现代社会的许多界线和藩篱也就随之瓦解了。所以，吉登斯认为，现代性就是一个“disembedding”的过程。换言之，由于时间和空间的抽象化，社会关系也就从受到时空限制的本地生活的特定语境中抽离出来。于是，不在场的事物甚至遥远的事物便不再与我们无关，而是相反，这些不在场的事物或事件塑造着我们经验。本地生活可见的形态，实际上掩盖了那些不可见的遥远事物，而且这些遥远的事物在决定着我们的经验和生活。
        时间和空间的虚空化，就是现代生活中“远距作用”所以可能的条件，这里，“远距作用”实际上是通过一种媒介化的经验而实现的。吉登斯把这种媒介化的经验界说为“伴随着人类感官经验在时间上和空间上远距的影响的介入”。在吉登斯看来，口头文化和文字文化是传统和现代的一个分野。印刷技术带来的文化经验的变化是巨大的，在“全盛时期的现代性”（highmodernity）时期典型的媒介是电子媒介，它可以把信息传递到世界上任何角落。这就造成了吉登斯所说的“远处的事件进入日常意识”，“遥远的事件也许和身边的事情一样甚至更加熟悉，它们被整合进个人经验的结构之中”。这最典型地体现在电视媒介的广泛影响之中。随着我们的经验方式（电视等）发生了变化，我们的生活方式甚至意识形态也不可避免地跟着发生变化。他举的一个显著例子是生态保护和温室效应问题对个体生活方式的影响。当一个人接受了新的生态观后，他的个人生活便必然发生变化。“对全球温室效应的关注，也许会构成一个人所采取的独特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他会密切关心科学的论争，在一种和这些论争所提出的实践方面问题的关系中，来调整他自己生活方式的各个方面。”正像绿色和平运动的口号所提出的那样：“想着全球！从身边做起！”（Thinkglobally，actlocally）在这种“远距作用”过程中，超越时间和空间的信息的传播，一方面打破特定地区的本土文化的限制，使之融入一个巨大的全球网络之中，这就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了本土的生活及其方式；另一方面，吉登斯认为，“远距作用”中出现的一个新的文化现象是信息脱离产生它的特定社会—文化语境，直接进入了其他不同的文化语境。比如，原来属于美国或法国的文化产品，它的出现与特定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当这些产品通过媒介进行全球化的传播时，它就脱离了原初的语境，转而成为一种“浮动的符号”。这种“浮动的符号”本身就是一种“游离机制”，一种“去传统”，一种时间和空间的抽象化和虚空化。这种理论主张，个体对世界的开放性形成了一个“无他者的世界”，全球所有人都在一个共同的环境下生存。于是，不同于前现代时期，整个人类同处于一个全球性的危机之中。前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当核事故引发的生态危机出现时，没有什么人或地区可以避免灾难。这就是吉登斯所说的全球化条件下的“普泛性危机”。在吉登斯看来，这个“无他者”的全球化过程，就是本地社区生活的终结。
        第二种理论认为，全球化实际上是西方消费社会对第三世界国家虚弱的文化的渗透，是晚期资本主义扩张的结果。美国学者杰姆逊等人即主张此说。在他看来，所谓的全球化实际上是多国资本主义阶段的文化现象。这和以前的国家资本主义以及垄断资本主义不同，是一种多国化的资本主义。与国家资本主义阶段相对应的是文艺上的现实主义，与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相对应的是现代主义，而在多国化的资本主义阶段，相应的文化潮流是后现代主义。他认为，资本主义在历史上出现过三次扩张，第一次是国家资本主义对国内市场的扩张，第二次是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旧的帝国主义体系”的扩张，而多国资本主义（即晚期资本主义）阶段是第三次扩张。第三次扩张不但形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全球化体系，诸如国际金融体系和跨国资本流动，而且造成了一个新的文化空间。这时，人们的经验超越了传统的本地社区生活的界线，是在全球水平上展开的。杰姆逊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扩张中看到了在这种新的文化空间中，事实上存在着发达国家的文化和第三世界国家文化之间的冲突，这是和吉登斯有很大不同的视野。他发现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总是“执着地希望回到自己的民族环境中去。他们反复地提到自己国家的名称，注意到‘我们’这一集合名词：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我们应该怎样做，我们不应该做些什么，我们如何能够比这个民族做得更好，我们应该具备自己独有的特性，总之，他们把问题提到了‘人民’的高度上”。这就意味着，他充分注意到在资本主义的第三次巨大扩张中，在新的文化空间里，事实上存在着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冲突乃至对抗：他强调的是全球化过程中作为多国资本主义的第一世界，和作为被文化上奴役并加以反抗的第三世界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不仅是政治上经济上不平等的反映，同时也是文化上支配和颠覆之间的复杂关系。
        与杰姆逊观点相近的是一种对全球化及其西方化的批判理论。这种理论认为，所谓的全球化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对经济上落后、文化上虚弱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威胁。在这种格局中，西方发达国家占据着强有力的地位，其消费社会的生活方式对虚弱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渗透具有很大的破坏作用，它不但把一种生活方式带入后者，而且也在相当程度上消解了后者的传统生活方式及其文化。即是说全球化不过是西方化的另一种表述而已，而所谓的全球化文化正是西方文化的代名词。而这种文化本质上缺乏共容性，具有相当大的排斥性，它的扩张必然造成对第三世界国家本土文化的威胁。英国学者汤姆林森在总结这种理论时说道：
        这种理论的广泛含义以及批判性关注的原因，最好依照以下四个方面加以理解。第一，这个过程被视为一种同质化（homogenising）；它导致了一种标准化的商品化的文化出现，并威胁到消除世界文化的丰富多样性。第二，把西方的各种文化疾病———热衷于消费实践，文化身份的碎片状态，中心的丧失，稳定的共同文化价值———强加于其他文化之上。第三，以上两种趋势被认为是一种特别的威胁，即威胁到脆弱而容易受到伤害的边缘的“第三世界”民族国家“传统”文化。第四，这个过程被认为是支配的广泛形式的重要组成部分，诸如涉及到跨国资本主义越来越广泛的控制，（经济上和文化上）依赖的后殖民关系的维护等。
        这种观点可以看出是属于某种常见的批判传统，这种传统早在全球化现行话语出现之前就存在了：这是一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批判。事实上，文化帝国主义的话语倾向于在文化领域里，为全球化的最初批判性接受预设一个景观，把这个过程当做帝国主义划分世界体系本性的一个方面，即某种特别中心化的文化霸权的不断扩张，亦即美国式的价值、消费商品和生活方式的传播。
        第三种理论是西方衰落论。即认为全球化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西方衰落的过程。持这种看法的西方学者以鲍曼、汤姆林森以及吉登斯等人为代表。这种理论认为，全球化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确实有一个西方的扩张，而第二阶段却是非西方国家和地区（如亚洲“四小龙”）迅速崛起的时代。所以，全球化不是一个西方向非西方输出的单向过程。在全球化的第二阶段，西方发达国家正在失去以前曾经拥有的那些影响和左右世界的特权，汤姆林森把这种现象称之为“特权的丧失”（lossofprivilege）。他认为，在西方国家衰落的同时，第三世界中的一些国家，特别是像中国和亚洲“四小龙”那样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正在迅速上升，其经济和技术，尤其是重工业，和西方发达国家的衰退形成鲜明的对比，以至于汤姆林森直言：资本主义已经不再忠诚于它的出生地，它也无法提供保证来维持以前曾确立的那种地理上的支配范围和模式。虽然全球化第二阶段的局势尚不明朗，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西方正在衰落，世界向多极化方向发展。这个趋势不仅反映在国际格局中，而且也反映在文化中。吉登斯对西方人类学知识发展的变迁所做的分析，就鲜明地体现了这个趋势。早期的人类学完全是西方帝国主义的文化军械库的一部分，它以某种潜在文化中心论甚至种族中心论来建构知识，基于某种西方文化优越论以及西方文化演变的模式，对非西方文化和历史进行分类。随着对非西方文化理解的深入，随着文化相对主义的兴起，西方的人类学似乎越来越审慎，像一个经验不足的初学者。西方文化优越论已经被一种对各种文明价值的认可的多元论所取代。于是，西方的人类学代表的一种趋向，即全球化第一阶段中曾经有过的那种西方文化权力正面临颠覆和瓦解。
        鲍曼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全球化两个不同阶段的特征。他认为，在全球化的第一个阶段，实际上是西方启蒙运动的延续，是现代性本身所具有理性的普遍性的扩张；而在第二个阶段，虽然
        但这已不是现代性的普遍性的扩张，而不过是一个现代性都随处可见的全球性（globality）而已。他说道：现代性曾经被认为本身是“普遍的”。现在，它则被认为本身是“全球的”了。这个变化背后隐含着现代自我意识和自信历史中的一个分水岭。“普遍的”被认为是理性的法则———即事物的秩序，它可以取代以下盲从：如合理存在的自律性，迷信和对真理的无知，……以及狡诈的监视历史。与此相反，“全球性”则仅仅意味着每个地方的每个人都吃着麦当劳、汉堡包，欣赏最新的电视连续剧。普遍性曾是一个值得骄傲的规划，一个有待实现的伟大使命。全球化正相反，它不过是对“远处”发生的事情的温和的默许而已。这就是说，全球化的发展已经导致了西方式的启蒙精神的终结，这和霍克海姆以及阿多尔诺在《启蒙的辩证法》里所解释的历史现象是一致的。启蒙已经走向反面，于是，理性的法则便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中消失了。剩下的只是“无所不在”（ubiquity）的通俗文化现象。有的西方学者认为，鲍曼在这里确立了一个启蒙理性主题的高级文化规划和特殊的通俗文化实践之间的二元论，这正是法兰克福批判理论主题的回响。或许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鲍曼的理论，亦即他认为，在全球化的第一个阶段，存在着启蒙精神的理性和普遍性的传播，这是一个伟大的工程，是现代性的基本标志。（从西方和非西方的参照系来理解，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假如全球化第一阶段是理性和普遍性的传播的话，那么，它又是和西方殖民主义的野蛮侵略和帝国主义的战争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方式和启蒙的理性精神是背道而驰的。）而在第二阶段，启蒙不但在西方已经走向反面（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而且也退出了全球化过程，现代性被一种大众文化或通俗文化所取代，全球化日益转向物质的商品的和消费的层面。表面上看是西方文化的扩张，其实正相反，这不过是西方的衰落的另一种表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