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派别，是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的结合。法国结构主义运动20世纪60年代初在巴黎兴起，其源头之一是20世纪初之俄国形式主义诗学和叙事学，另一源头便是大致同一时期瑞士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索绪尔提供的语言哲学方法论，它们汇合后经过布拉格（雅可布逊）向巴黎中心转移（见“结构主义”）。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雅克·拉康、米歇尔·福柯均与马克思主义接近，试图以语言永恒结构与科学的关系作为否定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幻想的工具。法国共产党员L.阿尔都塞及其一批学生，也称为“阿尔都塞学派”，使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臻于成熟，达到顶峰阶段。他们一方面摆脱斯大林主义的模式，以结构“二元对立”分析反对斯大林的一元化板结模式；另一方面与存在主义之现代非理性主义人本主义脱离关系。
        阿尔都塞从因果律入手，通过对“机械的”与“表现的”（expression）因果律的批判建立“结构的因果律”。“结构的因果律”在决定论上就是“多元决定论”（surdetermination）。机械的因果律根源与笛卡儿的机械学与牛顿的经典力学有关，表现为单一的事物间的作用关系，而不是从许多相互作用因素的整体上来考虑因果关系。表现的因果律来自莱布尼茨到黑格尔，虽然因果表现在整体（或总体）对局部—个别的关系上，而整体作为原因可归结为“内在本质”，而整体所生发出的局部，如莱布尼茨的“宇宙”对“单子”，在黑格尔表现为绝对精神和历史———自然史与人类史———在“内在本质”上是完全对等的，即每一单子都体现出宇宙整体，或每一历史分期都表现绝对精神。这是被作为“历史主义”而成攻击目标，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是反历史主义”的命题也由此而来。
        “结构因果律”否定了总体中各层次是由一种精神，一种“本质”取得联系的，而是通过“社会总体结构”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在各层次之间没有最终的决定的本质，或者说整个的结构就是决定的因素，但这样便是“无所不在，因而无处存在的东西了”。结构并不是在经济现象之外部的一种本质，在社会结构中经济现象作为根本的决定论的原因，一方面决定其现象是“到来”的原因，另一方面，经济现象作为一个“缺失（不在场）的原因”又是在结果之内的。
        其次，阿尔都塞把艺术、意识形态和科学作为三个层次区别开来。科学是对于客观世界本质的正确认识，其中应完全排除主观的因素。而意识形态并不是“意识的一种形式”，而是人类世界的一个“客体”，是充满着人的主体的“人类世界本身”，但它又是人们对世界“体验性”的一种依附关系的实现，“浸透一切人类活动，它和人类存在的‘体验’本身是一致的”，是人类对其“真实生存条件的真实关系和想像关系的多元决定的统一”。在意识形态中，人们生存条件的真实关系“不可避免地被包括到想像关系中去”，所以在意识形态中表现出来的并不就是人们生存条件的真实关系，是以信仰、道德或理论虚幻形式———如人道主义认为人是可以脱离社会关系的自我中心的主体性，自由选择等———出现的。艺术，在他看来既并不完全属于意识形态，当然也绝不能脱离意识形态，而同意识形态之间有着一种特殊的复杂关系。艺术以对现实的“暗指”的方式，即“看到的”、“觉察到”和“感觉到”现实的方式既与科学区分开来，又与意识形态保持距离。由于意识形态与人类存在的体验一致，所以在艺术中我们“看到”的意识形态的形式是以个人的“体验”为它的内容。
        阿尔都塞在解释学上，从弗洛伊德那里借用“症候阅读”，以他对马克思的《资本论》的阅读，提倡一种对马克思主义既不同于“教条主义”，又区别于人本主义的重新阅读与阐释。这种阐释系统也立足于从本文之显义追索其隐义，这种本文———来自本文的沉默、裂隙、空白。“症候阅读”阐释可以是理论的，如《资本论》，也可以是对艺术本文，如巴尔扎克的小说，贝尔多拉西、布莱希特的戏剧，克勒莫尼尼的绘画……他指出，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时，对亚当·斯密、李嘉图就是进行“症候阅读”。而作为“辩证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其结构主义阐释的特点，在于认为隐义包含在本文自身的二重结构之中，如情节叙事的矛盾，或作者留下的沉默，但本文空白、裂隙，并不在其“症候阅读”之内。根本的本文二重结构在于“出场”与“不出场”的结构的因果律关系。
        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介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具有过渡性、或互为异质性特点，其后现代精神主要在于“多元决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