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思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后现代主义对史学界的影响，导致了历史学家对历史研究的对象、方法、目的的重新思考，后现代主义历史编纂学的产生便是其结果。在后现代主义历史编纂学家看来，尼采在100多年前对历史编纂学本身将妨碍我们对于往事的研究的恐惧，现在似乎已经变成了事实。现在的问题是，历史学家对在各种领域中像癌细胞一样扩散的历史文献的生产过剩应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当以往的历史编纂学撕破了它的传统的、自我合理的外衣后，后现代主义历史编纂学家试图为其寻找一件新的外衣。其目的并不是为了教给历史学家如何开始他的工作，也不是为了发展一种历史学对人们的生活有用与否的理论。因为作为历史学家，其研究方法和作用都超出了编史工作本身，如果历史学家认为某些东西有意义，那么它就有意义。与诗歌、文学、绘画一样，历史及历史意识属于文化。编史工作作为文化的一部分，是我们形成某种科学研究或政治观点的背景。
        后现代主义历史编纂学产生的出发点是，我们生活于一个信息过剩的时代，有被它淹没的危险，当我们谈论一个信息时，信息本身承担了它的实在主体的突出位置。例如，“1984年，罗纳德·里根当选为美国总统”，这个事实就是信息本身，而不再是信息背后的东西了。这给了信息一种属于它自己的自主性和物质性。后现代主义（或后结构主义）正是观察到了这种人们对待信息现象态度的变化，从而建立起自己的理论。
        始材料和证据，到隐藏在这些证据背后的某些东西的路线。而用后现代主义历史学家的观点看，证据不是针对过去的，而针对对过去的其他解释。换言之，在现代主义者看来，证据是一块他试图揭开看看下面是什么的瓦片；对后现代主义者来说，证据则是他踩着它以便挪向另一块瓦片的瓦片，可以看到水平运动代替了垂直运动。因而，对后现代主义历史编纂学家而言，问题不是研究过去发生了什么，而是他在未来应专心研究什么的问题。历史证据不是用来研究过去的放大镜，而更类似于画家为达到某种效果而使用的笔触。证据不能把我们送回过去，却是导致了何为史学家此时此地、能够或不能够研究的问题的东西。后现代主义历史编纂学的代表人物杜比就这种对待证据的新态度进行了说明，他认为证据是一个阶段内所不能谈论其本身的东西，在一个阶段中无所不在的东西，在那个阶段中是不知晓的，一个阶段的芬芳只能在随后的阶段中被闻到。这种观点的意义是，一个阶段的本质是由后人所决定的。简言之，证据获得其意义，只是通过它与后来历史学家所生活与写作的时代精神的相对抗，一个时代的精神只有在它与它以后的时代的差异中才能显露出来。
        杜比等人认为，在这点上后现代主义历史编纂学与精神分析学有相似之处。精神分析学家与历史学家都试图把某种模式投射到证据上去，而不去研究藏在证据背后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讲，在这两种学说中被压制的东西，常被证明本身只是次要的和枝节的东西。正如精神分析学认为人没有容易被观察到或建立在他能够被理解之上的本质的东西一样，罗蒂也认为，我们的个性与其说是一种物质，不如说是一种抽象的拼贴。在编史工作中情况也如此，至少在后现代主义历史编纂学中如此。过去的本质不是或不在于过去的本质，那些我们发现对我们来说真正重要的东西，只不过是过去情不自禁时的失言。过去的史学家总是研究他们能够贴上往事本质的标签的东西。用一个形象的例子来说，如果把历史学比为一棵树，古典主义的西方历史编纂学中的实在论传统，使历史学家总是把注意力放在树干上，他们限定树干的性质和形式；历史主义或现代主义的“科学”的历史编纂学，把注意力放在事实上，或者说放在这棵树的树枝上，然而从这个位置上，他们的注意力仍然集中于树干上；随着后现代主义历史编纂学的产生，一种破裂第一次出现在这种悠久的实在论传统中，他们选择的目标不再是树干或树枝，而是落在了树叶上。在后现代主义历史观中，目标不再是一体化的、综合的和完整的，而是一些零碎的东西被当作注意的中心。所以，后现代主义历史编纂学的特点是：树叶相对松散地依附在树木上，并且当秋冬到来时，它们便随风而去。在这些学者看来，如果说1945年以来，欧洲在世界中位置的变化，使欧洲的历史已不再是世界史，曾经在他们眼中是树干的西方历史，已经变成了整个森林的一部分；而20世纪60年代同时席卷了西方与东方的寒风，在20世纪的后半叶，最终吹落了历史之树上的树叶。现在给历史编纂学家剩下的工作就是收集树叶，独立其根枝去研究它们。而在收集这些往事的树叶时，重要的也不再是它们在树枝上的位置，而是它们现在的情形，我们所能塑造的东西。所以罗蒂写道：“从歌德、麦考利、卡莱尔和爱默生时代开始，已发展出一种新的写法。它既不是文学创作优点的估价，也不是思想史、道德哲学或认识论的社会预言，而是所有这些混合在一种新的类型中。”
        在后现代主义的历史意识中每一样东西都变成当代的了。用杜比的表述就是，每一样东西都有了历史。当今天与历史相似时，就意味着它已经染上了过去的污点。对历史编纂学家而言，由为了发现往事并科学地重建它的愿望而导致的野蛮、无控制地对往事的挖掘，不再是历史学家当然的工作。历史编纂学的一个新的阶段已经到来，在这一阶段中，历史学家为他们自己定的目标是，通过论证一系列过去存在的“基本对抗”的当代性，去发现它们的意义。例如，黑格尔所看到的苏格拉底与雅典国家之间的对抗，可能是我们所知的公元前400年雅典的千百种对抗之一，但它今天仍然没有失去它的力量。这并不是说历史的真实与可靠性是不重要的，用后现代主义者的观点看，焦点不再在于过去本身，而在于今天与过去之间，在于我们现在为了研究过去所使用的语言与往事间的不协调。正如哲学后现代主义已经批评了哲学中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以来的以讲说为中心的传统一样，后现代主义历史编纂学也有一种对前苏格拉底的早期编史学———古希腊最早的编史工作是史诗———天然的怀旧。后现代主义并不否认科学的历史编纂学，但认为它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了现代主义者的恶性循环，即使我们相信没有什么外在于它的东西。而实际上，外在于它的正是整个历史学的目的与意义的广阔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