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哲学家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oisLyotard）著，谈瀛洲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1月出版，收入包亚明主编的《当代思想家访谈录》。
        本书收录了利奥塔的21篇访谈和书信：没有讲台的讲台；公正游戏———第一天的访谈：无法获致的共同见解；公正游戏———第三天的访谈：一种广泛的文学；公正游戏———第四天的访谈：想像力的决疑论；公正游戏———第六天的访谈：政治理念的能力；快语快照；耐久力和哲学家的职业；一份宪章的序言；死掉的文科；知识的时尚；知识分子的坟墓，进入新阶段的门票；对“何为后现代主义？”这一问题的回答；“后”字意义的解释；对后现代问题的弹性附录；重写现代性；关于叙事的旁注；关于合法化的备忘录；欧洲、犹太人和《旧约》；海德格尔和“犹太人”；思想能够脱离肉体存在吗？
        利奥塔在这些访谈和书信中主要谈论了三个问题：后现代性，公正游戏，对知识分子的批评。
        利奥塔以“后现代主义理论家”而著称。在利奥塔看来，后现代并不是与现代截然对立分开的两个阶段，他在《对“何为后现代主义？”这一问题的回答》中说，后现代“无疑是现代的一部分”。现代性之中已经包含了后现代性，因为现代主义就在于对艺术中所包含的各种预先设定提出疑问。如果一部作品要成为“现代”的，那么它必须首先对在它之前的“现代”作品中所包含的预先设定提出疑问，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它又是“后现代”的。利奥塔在《重写现代性》中说：“后现代总是隐含在现代里，因为现代性，现代的暂时性，自身包含着一种超越自身，进入一种不同于自身状态的冲动。”基于这种思想，利奥塔认为“后现代”的提法容易使人误认为“后现代”是“现代”之后的一个时代，而“重写现代性”比“后现代性”、“后现代主义”、“后现代”等一般的标题要好得多。
        利奥塔在《公正游戏》中引入了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概念，独辟蹊径地从判断与指令的角度来研究伦理与政治问题。由于我们都是按规则来玩游戏的，所以游戏实际上是由规则来定义的。从语用学的角度来看，语言的使用也有其隐含的规则，因而也存在着各种语言游戏。伦理与政治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判断和指令的问题，也就是说，伦理与政治体系判断“这是公正的”还是“这不是公正的”，并且向人们发出“应该这样做”和“不应该那样做”的指令，所以伦理与政治问题也就是一个语言游戏。由于“每个游戏是按其本来面目来玩的，这意味着它不把自己作为所有其他游戏的游戏或惟一真正的游戏”，所以利奥塔进一步讨论了他在《异教主义初探》和《异教主义指示》两本书中提出的“异教主义”概念，异教主义实际上就是尊重各种语言游戏的独立性，不让任何一种语言游戏占统治地位。
        利奥塔还批评了知识分子。他所说的知识分子有其独特的含义。他在《没有讲台的讲台》中说道：“如果哲学家同意帮助他们的同胞相信，在不存在权威的地方存在着权威，并给这种权威以合法性，那么他们就停止了在我们所说的思考的意义上思考，于是他们就不再是哲学家了，他们成了所谓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认同于被赋予了普遍价值的一个主体”。“在西方，很久以来，哲学家一直受知识分子角色的吸引，他们一直受到把自己变成权威的代表的诱惑”，而当今“在现实中已不再出现普遍的主体—受害者，让思想能够以它的名义提出一种同是‘世界的构想’（寻找名字）的控诉”。这使得“知识分子”变得“令人讨厌和难以忍受”，因此利奥塔宣称“不应该有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