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哲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挑战的对象是传统（古典）哲学史。
        传统的观点认为，哲学是运用思想概念对世界的“再现”，用黑格尔的话说，“哲学的内容就是现实”。传统哲学史都是努力用一种规划或模式显示哲学史有一个“确定的、可理解的过程”。为此而发现了各式各样的模式———圆圈式的、直线式的、混沌式的或形态学式的模式。进一步，在这些模式的基础上找到哲学发展变化的规律。
        在后现代哲学史编纂学家看来，上述这种建立在传统哲学概念之上的传统哲学史观并非什么不证自明的公理，而是“古典时代”（classicalage，福柯语）的“偏见”，是很成问题的。建立在这种观念之上的哲学史无疑是“形而上学的一个分支”，这就注定了以反形而上学著称的后现代哲学家对这种传统哲学史观的讨伐。
        ，这种传统的哲学史观过分强调了哲学的思想（理性和逻辑）特征，忽视了哲学的修辞（隐喻、神话）特征。与此相伴的是对内容的钟情，对形式（文体、风格）的冷淡。或者将后者视之为“不幸的累赘”。正像丹尼尔指出的那样，“传统的看法是，如果哲学不能与纯粹神话区分开来，那它达到真理的试图必归于失败”。一句话，将哲学与神话联系起来可以被看做是暗中破坏了超出神话的哲学的墙角。因为哲学以“发现真理”为指归，它追求的是绝对的同一性，而文学、神话、修辞则与真理无缘，因为它们充满着歧义。后现代思想家认为，这是重哲学轻文学的逻各斯中心论的一种表现形式。以此划分的结果就是导致在传统哲学史中抬高笛卡儿、莱布尼茨、洛克、贝克莱、休谟、康德和黑格尔等人的地位，贬低帕斯卡尔、孔狄亚克、维科、赫尔德林和莱辛等人。前者被认为是主流哲学家，是重要的，后者或由于写作风格或由于对神话和诗等原哲学主题（protophilosophictheme）的强调，而被视作边缘的或不重要的思想家。
        后现代思想家对这种人为地将哲学家划为重要和不重要的作法深恶痛绝，福柯的著作中之所以常常提到一些没有什么名气的思想家，就意在明确表示自己对这种做法的挑战。此外，后现代哲学家从根本上为文学和修辞性表达进行了正名，从历史和现实两方面强调修辞性表达的重要意义。极端者如德里达对哲学与文学的对立进行了解构，解构结果表明，哲学与文学的对立高墙是一种人为的建构，哲学并非像它所一直自命不凡的那样是在使用一种纯粹的（理性的、逻辑的）语言，这是西方传统哲学家制造出来的一种“神话”。
        其次，也就是传统哲学史观的第二个缺陷是它的“再现”观念和它的“再现主义”标准。毫无疑问，“再现”（representation）观念是传统哲学史观的一个重要概念。传统哲学家无不以揭示外部世界的“永恒结构”，再现外部世界为己任。而在后现代思想家看来，传统哲学所津津乐道的“再现”观是一种“意识形态”，换句话说，“再现与意识形态是同一的”。他们的问题是：形而上学真的能够客观地再现世界吗？哲学史真的能准确地再现过去吗？传统对上述问题的肯定性回答是建立在实在论基础上的，而实在论实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它是建立在语言与现实之间的对立基础上的。而后现代思想家志在打破这一壁垒森严的对立。在他们那里，科学语言不再是“自然的镜子”，而是如同科学所研究的对象一样是现实货仓中的一部分。同样，历史语言也被看做是现实本身的一部分，对于历史语言来说，是独特的东西本身就是历史现象的特点。具体点说，语言不是对现实的再现，而是对现实的替代。这样一来“再现的历史”（哲学史就一直被看做是一部再现史）被“历史的再现”所取代了。“因为在能指和语言之外不存在一个什么历史的根据”。语言的内在建构并不表现语言之外的什么东西，语言也并不因为作为对“超验结构”的揭示而是有意义的。其实，康德、黑格尔式的哲学史也不过是对精神历史的叙述，因为除此之外没有什么东西有一部历史。在此基础上，后现代哲学史编纂学家对传统哲学史以“再现”为标准进行划分的作法进行了抨击。
        传统哲学史以“再现”观念为标准，凡不符合这一标准的，换句话说，凡不能被整合到再现主义模式中的哲学和著作，不是被传统哲学史家冷酷地剔除了，就是被驱逐给了古董商。其中包括后亚里士多德的古代哲学家和大多数中世纪哲学家，甚至包括一批早期的近代哲学家。此外，像诸如洛克的《人类理解论》的早期草稿和他的《论自然法则》，斯宾诺莎的《形而上学思想》，蒙田的论文、书信、教科书和论战性的讨论，苏亚雷斯（Suarez）和其他天主教或新教学者，自然神论者以及从培尔（Bayle）到百科全书派的思想家通通被打入另册，成为唯理论与经验论斗争这一中心故事的边缘。舍夫茨别利之所以常常被故意忽略或被认为是低一个档次的人物，就因为他的哲学偏离了“再现”的主题，与从洛克到休谟的哲学发展主流不合拍。也由于同样的原因，可怜的马勒布朗士成了笛卡儿的“脚注”。相比而言，贝克莱是幸运的，他的幸运来自他是从洛克到休谟的台阶。他在哲学史上的地位不是由他的哲学的本身的价值决定的，而是由再现主义结构的演绎的必然性决定的。他的幸运还在于他恰恰在转而沉迷于神的符号学研究之前于年轻的时候从事了一段认识论研究，写下了《人类知识原理》和《海拉斯和斐洛诺斯的三篇对话》。后现代思想家反对这种党同伐异的作法。他们通过哲学史本身的史实证明，“再现主义模式”并不是普遍有效的，因而作为标准也是十分成问题的。
        后现代思想家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莱布尼茨之后，哲学的“准确地再现心以外的事物”的使命发生了一个转变。它不再描述外在的、几何般秩序的世界，转而揭示再现者———人的生物的、心理的和人类学的特征。
        一部哲学史并非什么持续再现的历史。结论是：在“自然之大镜”历史。结论是：在“自然之大镜”（GreatMirrorofNature）已经破碎的后客观主义的氛围中，再来讨论“再现”和“真理符合论”是“没有意义的”。“再现主义”模式也是十分成问题的，因为“再现”概念是成问题的，因此，建立在“再现”概念之上的传统哲学史也是武断的、“任意的”。
        这一非历史性的缺陷在德国著名新黑格尔主义者理查德·克洛纳的哲学史观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克洛纳的将哲学史看做“问题史”，认为是问题引导哲学家不断去探索。它使读者沿着这样的思路去思考：康德提出了哪些哲学问题？其中哪些被他解决了，哪些没有解决？费希特又是怎样去解决康德所遗留下来的问题的？他自己又留下哪些未解决的问题？谢林接着又是怎样去解决费希特留下的问题的？而黑格尔又是怎样去解决谢林留下的问题的？从这样一种视角出发，哲学和其他文化形式的联系，哲学家活生生的个性，汗牛充栋的著作和手稿都退到视野之外，所留下的只有一连串的问题的框架。
        在后现代哲学史编纂学家看来，这种“问题史”的研究方法尽管有一定成效，但却是非历史的，这种非历史性一方面表现在它粗暴地撇开了哲学与它所处的广阔的文化背景的联系，完全不考虑历史上的哲学家的个人生活经历、人格、气质对他们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更主要的，表现在它用一种非历史的态度来对待哲学家所讨论的问题。依照这种观点，康德与费希特、谢林、黑格尔所讨论的是同一个问题，只不过各自的侧重点不同、答案不同罢了。在后现代思想家看来，这样做的结果无疑混淆了这些早期思想家讨论问题的方式与我们的不同，此外也妨碍了我们对他们关于问题所说的话进行更精细的讨论。后现代哲学史编纂学家认为，上述种种作法实际上暗中破坏了哲学的历史性。因为人们从中看不到问题的发展，看到的只是它们的答案。对此，著名后现代哲学史编纂学家S.H.丹尼尔曾经有过一个分析，他认为传统哲学史家的上述错误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假定基础之上的，即哲学著作的原著作者与这些哲学史家分享、关心、使用了同一种语言，这种语言对于他们双方都是同一的。这样一来，变化仅仅意味着对以前观点的纠正。其结果是单纯按同/异进行分类的观点占了上风。哲学的历史演进被描绘成由追随者、辩护士和反对者进行的观点的置换、引申或概念的演绎地逻辑展开。新观念的出现被解释成对以前概念框架的结构强调。一句话，以鼓吹历史性相标榜的传统哲学史是最不尊重历史的，这样的哲学史只能是一种虚构的“故事”，它以虚假开始，最后必然以流产告终。
        传统哲学史观的上述三点缺陷归结到一点就是都犯了美国V.泰哲拉教授所说的“范畴化错误”（miscategori-zations），也就是将一种既定的范畴或分析模式强加到研究对象上，进而以此为标准运用类型学对哲学家进行分类和排队。这种“范畴化错误”在哲学史上比比皆是。这样的哲学史在后现代哲学史编纂学家看来是“坏的哲学史”，这样的哲学史家是“非历史的侵犯者”。
        后现代哲学史编纂学对传统哲学史的另一重大挑战来自它对传统哲学史的基石性的原著概念以及作者的真实意图观念的摧毁和瓦解。
        依照传统的哲学史观，要给出一个关于哲学史的叙述，原著是至关重要的。解释者的任务就是去发现原作者本文后面的真实的意图，找到一个统一的思想和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解释的变化等于说别的解释在某种程度上误解了原著作者的真实意图。
        与这种传统的看法相反，后现代哲学史编纂学对原著作了一种全新的理解：即不是将哲学原著看做“观点的陈述”，而是看做本文，这种本文充满着由各种神秘和离奇建构的“异质、多样的话语”。这意味着将哲学原著看做一种广义的神话，一种“广义的诗”。也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在一定意义上，“整个历史都是一种文学”。这也就是主张对本文（原著）作隐喻的理解，而不要作字面的理解。这意味着不能像传统的哲学史家那样，把一个本文理解成好像它包含着一整套业已确定了的意义。这种传统理解的重大缺陷是“括掉了”历史读者的存在。而在后现代的新观点看来，本文的意义并没有存在于作者的某种意图中，而是存在于读者的解释行为中。用后现代哲学史编纂学家的话说就是，“哲学本文仅仅在解读和解释的氛围中才有意义。”原著作者在本文中所意指的东西只有在我们解释同时代的其他本文和实践时才能获得，孤零零的“原著”是没有意义的。德里达则认为原著本文并不等于作者意图的再现，写出来的东西与作者想说的东西大有出入。因此我们在阅读哲学家的原著时，既不必受文本字面意思的束缚，也不必为把握不了原著作者的真实意图而苦恼。后现代思想家进一步向原著作者发动了进攻，认为不存在本文后面的原著思想家，存在的只是在解读中出现的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