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并没有独立的所谓后现代主义认识论这样一个哲学流派，但并不妨碍后现代认识论以自己的方式存在，甚至按照法国哲学家利奥塔的主张，后现代状况的特征就在于深刻的认识论和本体论危机。
        后现代认识论的核心目标是反对逻各斯中心主义，反对理性至上原则，反对以统一性为核心的现代认识理论，主张按照差异性、多元性、非理性、随机性等为核心建构新的认识论。依照美国后现代主义学者大卫·格里芬的看法：“如果说后现代主义这一词汇在使用时可以从不同方面找到共同之处的话，那就是，它指的是一种广泛的情绪而不是任何共同的教条———即一种认为人类可以而且必须超越现代的情绪。”后现代主义认识论的特征大致可以归纳如下：
        1.反基础主义。在后现代认识论的所有否定性观念中，反基础主义是最彻底的。后现代主义者认为，以往的哲学总是试图寻找一些不证自明的具有某种终极特性的观念或出发点作基础，由此解释一切。只要基础找到了，知识的确定性和统一性就有了可靠的保障，因此理论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发现和确立这个基础，如古代的自然哲学家往往以某种自然元素作为世界的本原（基础），近代的哲学家们从经验或理性出发阐释认识现象。17世纪以来，由于主客、心物之间的分离和对立以及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屏障的问题被突出地提了出来，基础主义便以本质主义的形式在哲学中占据了支配地位。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反对这种依靠某个“第一原理”推出一切的方式和做法，他们用多元性反对统一性，用不确定性和模糊性等取代确定性，用破碎性、边缘性取消中心性，用情感和冲动反对理性等。总之，不承认权威和主宰的存在，不承认具有高于其他话语的、具有特权、可作评判用的元话语存在。
        2.反本质主义。本质主义是基础主义的合理外推。因为西方认识论得以确立的一个基本前提是本质与现象的区别，其中本质是事物内在固有的属性，现象是这种属性的偶然的外在表现，本质决定现象，把握了本质也就把握了事物的根本，把握了事物自身。认识的过程也就是一个由外显到内在，由表面到幽里，去伪谬达真谛，由杂多归一统，从而回复到前提和基础的过程。后现代主义哲学家极力反对认识论中这种本质与现象的二元对立，反对在认识论中套用规律、原则、模式这类“人为”的概念。在反本质主义旗帜下否定传统认识论和哲学，体现了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的共同立场。尽管他们使用的方法和名目各异，如福柯致力于对传统“知识型”（episteme）进行批判，德里达致力于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和“言语中心主义”，利奥塔致力于否定知识论的“元叙事”，但他们反本质主义的立场是一致的。罗蒂就认为，德里达的反逻各斯中心主义不过是反本质主义的一个特例，这同维特根斯坦后期在《哲学研究》中抛弃前期《逻辑哲学论》中的语言本质观可谓异曲同工。
        3.反表象主义。后现代主义哲学家认为近代以来西方哲学的主流是认识论。特别是笛卡儿的第一哲学原理继承和发扬了柏拉图的哲学传统，把关于心灵活动的认识论学说作为哲学的中心部分，哲学的任务就成了研究认识的起源、能力和界限，并对心灵提供的世界图象作出评判。维特根斯坦前期曾主张语言图像论，认为语言和世界有一种影像关系，到后期则彻底否定前期主张而转为语用论的语言游戏说。罗蒂是最坚决反对传统认识论的镜像哲学的。他认为这种建立在心物区别基础上的镜像认识论不过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虚妄。他在《哲学和自然之镜》中就极力想“摧毁读者对‘心’的信任，即把心当作某种人们应对其具有‘哲学’观的东西这种信念；摧毁读者对‘知识’的信任，即把知识当作是某种应当具有一种‘理论’和具有‘基础’的东西这种信念”。其最终目的无非是要取消作为与客体相对立的主体的人的存在，使人摆脱主客、心物等依存关系和对外在世界与普遍理性观念的依赖。从而表明，不论是人还是心灵都已消亡，因而不存在所谓认识的主体，甚至不存在可供表象的外部参照，当然也就不存在由于主客观相符合而产生的逻各斯即镜像真理。由此罗蒂集中表述了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反主义反人类中心的无主体无中心的坚决态度。
        4.非理性主义。这是后现代主义认识论的必然走向，因为理性主义是现代哲学的核心信条。虽然自尼采以来的西方哲学循着存在主义一脉对旧有理性主义传统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但在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们看来，这种批判是很不彻底的。因为他们又用意志、生命、无意识等非理性存在取代理性当作基础，这不仅仍然是一种基础主义，而且并未摆脱理性的制约，是一种变了形的理性。海德格尔和罗蒂就认为尼采是还不能完全摆脱柏拉图主义的后形而上学思想家。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则要求在认识论中排除任何实在和本质，他们认为近现代认识论中追求普遍性的做法是极其迂腐的，因为那些以理性或逻辑为基础制定出来的条理和方法论不过是某种类型的游戏规则而已。如将其作为普遍规范，必然会限制人的个性的发挥，束缚人的想像力和创造性，不仅颠覆了人文社会科学，也会压制自然科学的发展，因为归根结底只有个人的情感、体验和想像才是真实的，是创造的泉源。所以，利奥塔教唆人们：“让我们向统一的整体开战，让我们成为不可言说之物的见证者，让我们不妥协地开发各种政见差异，让我们为秉持不同之名的荣誉而努力。”
        总之，后现代认识的基本倾向是反基础、反本质、反主客二分、反权威和中心、反主流、反理性、反决定论，表现出对传统的怀疑、批判和否定，对一向被遗忘的认识论因素如不确定性、非正统性、非主体性、差异性等的张扬。
        虽说直到本世纪60年代，后现代哲学才成为一股有影响的思潮，可它的发端却很早，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开始的那些反传统哲学活动都带有很强烈的后现代“情结”。但就整个后现代认识论而言，则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H烈的后现代“情结”。但就整个后现代认识论而言，则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1.语言学转向阶段。虽然晚近一些激进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有时认为语言哲学的兴起仍然具有很大的不彻底性，指责语言哲学家们不过是用“语言”取代“心”的方式继承了旧的基础主义传统，但后现代认识论的出现却无疑得力于“语言学转向”。是“语言学转向”改变了原有认识论的主题和观念，更新了认识论的研究方式，为认识论转向新的境界提供必不可少的基础，而且语言哲学对原有认识论之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等的批判本身就带有后现代特征。正是由于语言学转向在当代哲学中具有背景性作用，所以法国哲学家利科才认为“对语言的兴趣是今日哲学最主要的特征之一”。
        “语言学转向”实际上是分两步实现的。第一步是“转向语言”，包括英美分析哲学家将传统的哲学问题重新表述为语言逻辑问题，使“语言”取代了传统哲学中的“思维”、“意识”和“经验”等占据哲学认识论的中心位置。第二步是“语言学的转向”，即语言学理论模式被当作一种新的认识范式，一种参照体系来对过去的哲学问题和认识重新进行审视和改组，解释学和语用学等成为其主要手段。若从时间上追溯，这两步几乎同时发生于世纪之交。第一步开始于弗雷格而完成于维特根斯坦，第二步开始于索绪尔延伸到乔姆斯基。
        语言学转向使心与物的二元关系变为心、语言与物的三元关系，使认识论的“重心”不断后移，最终成为一个语言学问题，引发了哲学史上的深层变革，所以有人也将这场运动与康德的研究相比，称为哲学史上的第二次“哥白尼革命”。
        2.解构性阶段。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最后仍是落在结构主义基础之上的，因为解释和语用都必须以一定的语言学背景框架为前提。但法国后结构主义者福柯、德里达、利奥塔等人又以更为激进的方式解构了这一前提。在这些人中间利奥塔是最为激进，也是最有代表性的。他紧扣后现代社会中的知识状况及其功能性质的变化，倚重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批判了现代认识论。
        利奥塔认为，现代认识论的困境主要表现为一种“叙事危机”所带来的知识合法性问题。叙事知识（人文科学）的衰落使作为知识基础的一些认识论原则受到质疑，后现代认识论就表现为一种对元叙事的不信任。“元叙事”就是传统的形而上学和总体化的思想，因为它们不仅为现代知识提供了理论基础，也将整个宇宙包括人类历史纳入总体思维逻辑中。后现代知识操作化、非中心化、商品化和非道德化已使得总叙事的结构千疮百孔，为此必须改造现代认识论的原则。第一，要用“小型叙事”取代“宏伟叙事”，用多元视角看世界，承认人和知识的局限性。第二，要用差异性取代统一性，放弃理性的真理观，要让少数人说出自己的歧义。因为“我们”不是靠一致性来达成共识的，而是通过承认差异来相互接近的。第三，要用“非我性”原则取代主体性原则和普遍人性论，因为正是启蒙运动所张扬的一切使人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据此，利奥塔利用其后现代策略推倒了理性主义的绝对真理和思想秩序，确立了多元视角，向人们展示了一个无法确定的世界和幻想破灭后的意识状态，这无疑是非常深刻和“真实”的。正是这种解构完成了现代向后现代认识观念的转型，为认识论的新发展开辟了通道。
        3.建设性阶段。通常人们容易将这一阶段与解构性阶段混在一起，是不十分准确的。因为后现代思潮形成最初是作为对现代的反叛出现的，所以最初阶段的解构性倾向是十分明确、意识是极为强烈的，但在这项运动取得成效后，后现代思潮内部也开始向深层分化，其中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就是比较活跃的一支。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作为后现代主义的一种形态，本身也是有分工的，以美国的大卫·格里芬等人为代表的一方比较多地倾向于从科学层面出发讨论问题，以罗蒂等人为代表的一方比较倾向从人文层面出发讨论问题。在格里芬看来，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是试图战胜现代世界观，但不是通过消除这种世界观本身存在的可能性，而是通过对现代前提和传统概念的修正来建构一种后现代世界观。当然，“这类后现代思想的建构活动不仅局限于一种修正后的世界观；它同样是关于一个与一种新的世界观互倚的后现代世界。后现代世界一方面将涉及具有后现代精神的后现代的个人，另一方面，它最终要包含一个后现代的社会和后现代的全球秩序。”目前，格里芬及其所领导的后现代世界中心正加紧对后现代世界的多侧面研究特别是对后现代科学的研究，因为毕竟是科学主宰着现代世界的意识形式和思想观念。
        作为建设性后现代哲学的另一位代表，罗蒂正在建构他的所谓“后哲学文化”，试图用“小写的哲学”取代“大写的哲学”，在后现代背景下重塑哲学的形象。罗蒂认为，现代哲学认识论只有完成三个转变，才有可能实现有效重建。第一，从占主流的系统性哲学向非主流的启迪性哲学转变，哲学不再以发现所谓深层的逻各斯为己任，而是扮演文化医生的角色，启迪人类的思维。第二，从认识论中心立场向解释学、修辞学转变。传统的认识论是一种境镜哲学，是虚幻的形而上学，而解释学则以对话和沟通为目标，修辞学是一种劝说艺术和在特定文化语境中阐释语辞的思维技巧。由此使哲学的重心从传统认识后移到文化内部，实现人类的相互理解。第三，从使用“正常话语”向关注“反常话语”转变。传统的认识论听不得不同声音，凡符合绝对真理体系的主张和形而上学传统的，都是可以堂而皇之的正常话语，否则就是离经叛道的反常话语。其实，这正是一种误解。哲学或认识论要发展，就必须倾听更多的有超量信息和内容的“反常话语”，那些所谓“正常话语”不过是老调重弹，只能闭塞言路、压抑创造。无论哲学还是科学，都只是人类对话的一种声音。人类的对话更像是一种多声部的大合唱而不是独唱或小合唱，因此从使用正常话语转向接纳反常话语，就是从统一走向差异、从中心走向边缘，从一无走向多元。就此而言，罗蒂与利奥塔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罗蒂没有完全接受利奥塔等人的虚无主义立场，而是在新的背景下寻求一种文化上的认同与综合，表明西方后现代哲学家的一种新的思想走向。
        后现代认识论的兴起有其客观的原因。一方面作为后现代思潮的一部分，也是后工业社会的文化产物，是对人类现代化进程反思的结果。另一方面，从哲学自身看，传统的认识论作为科学的影子确已走入穷途末路。这种认识论不仅做了许多非分的工作，而且给出的结论也很少具有其自诩的普遍意义，有时不得不求助医学心理学和计算机科学，并面对它们的冲击，后现代认识论就是对这种困境的一种应答。
        从总体上看，相对于近现代认识论，后现代认识论作为否定性的认识论在目前更多地是把现代认识论的破绽撕开给人看。历史的经验经常是，在思潮变革的紧要时期否定的倾向往往更接近事物的真实，容易接近辩证法，这对执迷于现代性的人该是一支清醒剂。就认识论的变革而言，较之近现代认识论的科学化倾向，后现代认识论更为关注人文性问题，更关切作为个体主体的实际生活境况，因而充满浓郁的“人”味。较之近现代认识论过分看重原则和条理性，后现代认识论更关注实际世界的非线性特征和非理性特征，这是世界复杂性的本质。针对近现代认识论自我扩大和泛化的做法，后现代认识论指出了它的褊狭和人类世界的多样性。这种否定权威保护弱小，解构中心关注边缘，反抗理性尊重情感，挣脱一统主张多元的思想倾向，即或不能全面取代传统认识论，也是一种巨大的补充。它激励人们用一种摆脱狭义理性束缚的大理性来重新审察已有的思想理论，重新核定已有精神财富的当代价值；同时，也提请人们注意，必须站在后现代的高度上审视后现代，才有可能入其门，窥其奥，得其髓，否则仍将成为时代的弃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