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的后现代阶段，是以推翻俄狄浦斯情结为开端的。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现代精神分析学派，其理论根据就是“泛性论”，当他的病人在作自由联想时，呈现出的就是性的、自然主义的、俄狄浦斯的三角关系。弗洛伊德指出，这些三角关系将会决定此后一生中所有关系的形态。
        后现代精神分析家们首先认识到了这种决定论的不足，指出不能简单地将人当作一种“性生物”来对待。他们指出，自我（心智）和世界之间存在着一个相互渗透的界面，因此，精神分析的人既是生物人，也是社会人。英国学者费边（Fairbain）、哈·根特里普（HarryGuntrip）、马里昂·米尔纳（MarionMilner）和D.W.温尼科特（Winnicott）等人进一步指出，我们的内驱力决定了快感，但他人决定内驱力。他们一致认为，我们生来就与另一客体相关，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变换是事物的通常状态，而不是像弗洛伊德认为的那样，仅仅局限于婴儿期、宗教狂热或爱情狂喜中。与此相类似，埃里克·埃里克森的观点是：我们降生在这样一个社会，它赋予我们同一性（identity），我们也把同一性赋予这个社会。个人是通过他与社会的关系而成长的，他随即也改变了这个社会。拉康则运用语言学的术语，从能指和所指之间的不连贯性推导出了意识和无意识之间的根本不连贯性。
        “我”（本体或自我）是精神分析中的重要概念。不过，在后现代精神分析中，它已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作用者，无论是埃里克森的同一性，客体关系理论中的自我，还是拉康的主体，它们都有两层含义：它们既是作用者，也是作用者创造出来的东西。本体或自我是个悖论，它永远处于反馈之中。海因茨·利奇顿斯坦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概念，提出了一种更可观测的主体。他强调同一与差异之混合便是人类生活之真谛，指出我们可以把人类生活中的同一当作主题，把新东西和变化理解为该主题上的变体。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将一个人的生活史读作一个主题以及这个主题的变异史。美国的诺曼·N.霍兰德则利用这一主题———变体思想推导出：只有当某个人感知本体时，本体才存在。因此，主体不是被发现的，而是创造出来的，换句话说，就是虚构出来的。因此，对于本体的函量，就有不同的释义，从而就产生了这样一些问题：我的解释也许比你的“更好”；另外，你和你的解释之间存在着什么关系？我和我的解释之间又存在着何种关系？等等。后现代主义者的本体理论不是把对某个人的解释视为其本身是一种目的，而是把它看成探索自己与该个人之间关系的方式。
        如果说精神分析最初研究的是“每张人皮内的个性”的科学，那么后现代精神分析研究的就是“存在于人皮之间的人的个性”。其主要观点就是我们永远处于关系之中，永远被他人所包围。在后现代精神分析中，精神分析疗法并不是一个自足、自立的过程，对于不同的分析者有不同的过程；精神分析是分析者和患者之间的关系，每一种这样的关系都是新的、不同的。一个分析者的解释与另一个的不同，一位患者与一位分析者之间建立起来的精神分析，与同一位患者和另一位分析者之间建立起来的精神分析也必然不相同。因此，在后现代精神分析者眼里，精神分析是一门释义性的学科。由于根据的理论不同，释义的方式不同等，导致了后现代精神分析在当今四分五裂的局面。
        后现代精神分析理论在心理学、哲学、文学艺术、语言学、认知科学等众多领域都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并深刻地影响了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如在文学批评领域，对文学家本体主题的揭秘，对读者反应模式的解释就充分展示了后现代精神分析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