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英国当代学者伯恩斯坦（J.M.Bernstein）在《艺术的命运》（1993）一书中提出，用来概括20世纪以来的反康德主义美学思潮的艺术理论。
        无疑，“后美学”是与“美学”相对而言的。如果“美学”在它的狭义上讲，是将艺术作为独立于真理和道德的鉴赏对象来研究和阐释，那么，“后美学”则在否定艺术、真理和道德的严格划分的意义上超越了“美学”的界限，它是对纯知性认识（Truth-onlyCognition）的批判。后美学在艺术哲学中的意义与后实证主义在科学哲学中的意义相似。根据后美学理论，必须用非美学的术语来阐释艺术。因为“美学”的基本观念是建立在一系列“排斥”的基础上的，这些“排斥”假定了与道德价值、审美价值相脱离的真理观。后实证主义动摇了这种抽象的真理观的基础。进一步讲，正如科学的后实证主义哲学认为科学和科学的对象是历史构成的那样，艺术的后美学理论也致力于历史地考察艺术，即它不是非历史地追问艺术是什么，而是历史地研究艺术曾经和正在变成什么。理解艺术，回答艺术的意义和存在的问题，就是理解、把握和集成某种历史。当然，究竟是什么历史，则是诸种后美学理论争议未决的问题。
        众所周知，真理、道德和艺术的三分法是由康德提出来的。这种三分法打破了希腊以来的真善美统一的文化模式。韦伯和哈贝马斯认为，文化领域分化是现代性的基本原则，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发展需要下的文化转型。康德明确划分真理、道德和艺术的领域，其目的正是在哲学认知系统中解除三者交织一体的纽结，使三者各司其职———三分法使三者相互脱离，获得了各自的独立性（自律性）。康德和他开始的“美学”的现代性则在于对艺术（审美领域）的自律性的确立。但是，现代性的分化原则是对人类文化整体性基础的分割，它使人类面临付出丧失文化基础的代价。因此，在现代性的发展中批判现代性，在进行分化的同时寻求整合的可能，就成为康德和自他以来的现代性美学的双重企图。在这个双重企图的推动下，艺术和美学的领域被确立为克服现代性分化，重建文化整体性的阿基米德支点。然而，因为坚持艺术的自律性，也就是坚持分化的现代性前提，美学不可能在现实的、肯定的意义上，而只是在异化的、否定的意义上构建分裂的文化领域的重组合———归根结底，自律的艺术是政治生活和道德生活被生产发展的文化哲学压抑的结果，是异化的政治学。
        后美学否定艺术的自律性，否定艺术与真理、道德的领域分化，就是要否定美学的现代性基础，即否定发展哲学对政治生活、道德生活的压抑和整合。后美学理论家把矛头对准美学的奠基人康德。海德格尔、德里达和阿多尔诺作为后美学理论的代表人物，都以重读和解构康德的自律性美学为艺术理论的着眼点。康德美学的基本概念、审美判断、天才、共同感、崇高，被海德格尔诸人作了开放性的重建，艺术因此从康德的自律禁忌下解放出来，被还原到历史整体运动中，重新获得政治、道德生活的价值和意义。根据伯恩斯坦的结论，后美学的核心是对艺术的政治属性的解读和还原。因此，后美学作为康德主义美学的反动，是20世纪以来的批判现代性的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思潮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