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一种运用解构策略和非中心化观点来研究哲学、文学创作与文学欣赏评论的文化思潮。它原是哲学领域里对传统形而上学的一种颠覆，后扩展到文学批评和创作领域，在20世纪70年代初流行于法美文坛，直接影响了其他理论流派，如读者反应批评、女权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等诞生和发展，是西方从现代主义走向后现代主义的重要转折点。其滥觞者为雅克·德里达。他的解构主义哲学被公认为是后结构主义的主要代表理论，解构批评也成了后结构主义批评中最主要批评，另外主要理论代表还有福柯、拉康、巴尔特、克里斯蒂娃等。主要概念有延异、文本、互文、非中心化等。
        从哲学角度看，后结构主义所针对的是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结构主义和索绪尔语言理论，反对后者片面强调结构、中心和二元对立，而无视中心相对性和语言差异性的倾向。后结构主义反对真理的绝对性，结构的稳定性，能指、所指的统一性，提倡非中心化和阅读多元化，削弱主体地位，表现了强烈的反理性主义倾向。
        德里达首先在哲学上发难，反对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既包括“理性中心主义”又包括“语言中心主义”。德里达对两者都予以批判，认为它是一种根深蒂固的西方传统，总是认为事物“背后”存在着一个终极本体形而上的东西，如本质、存在、先验、真理、上帝等。“逻各斯中心主义”认定语言与思维是同一的，在诉诸语言之前即存在一个明确的意义或中心，语言只是这个意义的外在特征和服饰，语言比意义小一个等级，而语言中的文字又比口头语小一个等级。传统哲学认为，言语优于文字，声音可以产生自我回响或听到自我说话，它给人的是一种意义的直接显现、自我存在的幻觉，言语成了思想的当然象征。相反，“文字”被认为是一个次等的表现的表现。它是由物理符号组成，它的基本作用表现在说话者或听者不存在的情况中。因此，在意义与意义表达上，“文字”与“距离”、“不存在”、误解等观念相连。这种把意义、口语、文字等级化的观念遭到了德里达的批判。德里达认为传统把在场高于缺席、言语优于文字的等级作法是忽视了索绪尔关于语言中只有差异而没有绝对关系的原理。符号的意义只有在差异中存在，一个语言符号并不具有任何内在或本体的价值，它惟一的价值在于它与其他符号平行的区分性关系。一个“能指”的意义仅存在于它与其他表象的差异程度。同样，所指也如此。作为言语，它的意义存在也必须以相互间的差异为基础。故言语和文字没有高下之分，均以差异作为存在的基础。德里达在此创立了一门与符号学并列的“文字学”。这种“文字学”带有原初的意味，它包括言语和文字符号，已在文字符号之前人能开口说话的差异中就表现出来。同样，在场也不优于缺席。“能指”存在的可能性是基于（其他）“能指”与“所指”的不存在，而存在之所以存在完全是由于并有赖于其他“不存在”或“差异”的相互关系。如在卢梭的“文本”里，“教育”被认为是“天赋”的补充，它完成并增添了“天赋”。但是，这个“教育”的定义正揭示了“天赋”这个所谓“原生”或自足的存在———其中的缺乏或空虚，因此，它才会需要“补充”。
        传统哲学还认为语言内部之间存在着稳定的二元对立。德里达用分延（différance）理论拆解它。分延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空间上的差异（différence），二是时间上的延缓（différé）。德里达认为，语言不过是“差异与延缓”的无止境游戏，语言是无限开放的意指链，最后的结论是永远得不出的。“分延”的作用在于它把“存在物”不再引向“存在”这一想像中心，而是背道而驰地朝边缘地带“移心”，即非中心化。后来，德里达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播撒（dissémination）理论，进一步加强了其非中心化思想。
        福柯则从史学角度对传统的二元论和真理绝对性提出了质疑。他认为，索绪尔的关于语言和言语的二元论是片面的，它忽视了语言形成过程中的第三个要素———话语。文本也并非意义的中心，它不能是一个意义的总前提，文本的作用，是赋予多重复杂的语言意义以活动，文本仅是一个条件，使意义得以表现和存在。话语才使意义得以产生，而话语的背后却受政治经济力量和意识形态及文化控制，也就是说，是它们控制话语的表述内容和表述方式，控制整个意指过程。福柯由此提出了话语—权力理论。在《文明与疯狂》中，他进一步说明了“话语”与“权力”的关系。他通过对“疯狂”的定义从16世纪末到20世纪的演变证明，一个社会中的各个层面都有特定的“话语”存在，这些“话语”组合起来，如同一个缜密的网，驾驶其成员的思维、行动和组织规范或条例，使该社会的所有活力都受到这种特定的“话语”定义限制。因此，有话语的地方就有权力，而权力是社会文化构架的一种策略，产生实在，对象的领域和真理的仪式，个人可以获得的关于他的知识就属于这种生产。在这里，福柯否定了真理的客观性和终极性，因为真理的产生来源于社会文化构架的一种策略，跟权力有关系。
        后结构主义在批评理论和实践上也反对结构主义解读模式。除德里达外，拉康、巴尔特、克里斯蒂娃也相应地提出了重要的解读理论。结构主义强调文本的稳定性、统一性、自足性、主体性，而他们则提倡阅读的多元化、意义的不确定性和能指、所指的不同一性。在对待主体性上，三者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其瓦解。
        拉康认为主体是虚幻的、自我分裂的，是由“想像界”、“象征界”、“现实界”三方制约形成的，这就是拉康所谓的主体“三角结构”。在自我产生以前，人处于想像界状态，镜前打量自己的幼儿（能指）与镜子中的形象（所指）是统一的，幼儿看到的形象就是他的意义，这是一种封闭的和谐。一旦进入语言（象征界），能指和所指一一对应的关系就被打破，符号总以它表示的客体的不存在为前提，语言的特征和作用不是拥有实在的东西，而是分离和区别一切特性。拉康认为自我正是区别于其他而形成的，但它不以真正的自我为前提，因为自我须通过他者才能意识到自己，而他者不属于自我，这就注定了自我的分裂和虚假性。拉康从语言学的角度分析了自我的产生是通过抑制自身的产生过程而生长起来的。于是，他提出了“我在非我思，我思非我在”的口号，一改笛卡儿“我思故我在”的传统形而上学理论，体现在文学中则是对发言主体（作者）和言中主体（叙事者）的区分。
        巴尔特则提出了作者之死理论。他认为本文的意义总是无法固定，作者的意图一旦想诉之文本，由于能指跟作者表达的意图不是一一对应，能指与所指只有在差异中存在，其意义只有在文本的差异和播撒中存在，故作者无法把握。作者完成一部作品之后，他的“原意”立刻就被闪烁变幻的符号洪流吞没。巴尔特区分了执行言语活动的“我”与作为作者实体的人。从语言上说，作者不过是进行写作的机能，语言只知道前者，它作为一个“主语”在文本中存在，而不是后者，一个人，故作者不可能成为他所运用的语言符号的主人。自然，作者对作品的占有权、阐释权都没有。文本也无所谓独创性，它只有与别的文本相互关联和对立比较中才显示自己的价值，文学作品成了一个无中心的系统。对巴尔特来说，批评（阅读）也成了一种写作，文本成了读者自由游戏、快乐并任意挥洒的“能指地盘”。这种快乐不同于传统作品因领会意义、探索真理而带来的消费愉快，而来自阅读与文本游戏本身，巴尔特进一步区分了快乐的文本与极乐的文本所带来的不同阅读效果。后期，他又提出了语言“法西斯”观点，是前期“文本乌托邦”快乐原则的变相延续。他反对语言结构和所指，这两者是权力的寓所，是语言中的独裁主义，而在文本中，它们被消解，仅剩下能指的自由滑翔。文本的意义就存在于读者与文本接触时的体会中，而不诉诸于其他。
        在对待文本意义的阐释上，克里斯蒂娃则引进了历史主体概念。她一反文本仅仅是语言的场所的狭隘观点，认为本仅仅是语言的场所的狭隘观点，认为一味追求文本的系统性，导致无力处理除说话之外的任何其他层次交际活动，文本应具有社会性的容量。文本的意义产生也不仅仅归于语言与读者相遇之中，另外还有作者、意识形态传统、科学传统等众多历史主体参与。在她看来，文本作为意指实践，是一种生产力，文本的意义也只有当能指同种种“超语言”实践相遇时才能充实。因而生产一篇文本，实际上取决于一种文本与其他文本的关联性，这就是所谓的“互文本性”。那么，这种把文本与文本联系起来，把复杂社会关联域中主体编织进文本之中的“幕后操纵者”又是谁呢？克里斯蒂娃认为是欲望和历史。主体的欲望把主体同能指连在一起，它通过能指而获得一个目标，如个体以外的价值、他者等。文学（或书写）正是一种把对能指的欲望的陈述转化为历史性的客观法则的自发运动。在自发运动中，主体的欲望在能指网络里穿行，使那沉睡在先前和周围文本中的历史记忆被唤醒，向着主体的位置这一光点聚集，意义由此生成。
        后结构主义主要理论家都集中在法国，是有其历史背景的。1968年，学生运动席卷欧洲，巴黎还举行了工人起义，但不久学生和工人运动都被镇压，法国很快恢复了秩序。后结构主义就是1968年那种兴奋和幻灭、斗争和平息、狂欢和遭难的大起大落的产物。既然无法颠覆现行政权，学者们转而在语言领域里寻找替代物，并对传统的形而上学理论进行了“颠覆”。于是，解构和非中心化成了他们的核心策略。
        解构批评虽由德里达提出，但主要流行于70年代的美国，并形成了以保罗·德·曼、希利斯·米勒、杰弗里·哈特曼、哈罗德·布鲁姆四位为中心的“耶鲁学派”。其中，保罗·德·曼最为著名，他认为，任何语言，从它最深层的活动方式来看，都是隐喻性的，它们都必须依靠转义和形象来发生作用。由于隐喻本身是无根据的，只是符号的相互替代，因此设想语言在实际运用中还保有某种按本义来说的指称性用法，或者认为语言还存在某种确定的字面意义，都是一种误解。而且，不仅文学文本依靠语言的隐喻性发生作用，即使法律文本或政治文本也同样，不过前者承认自己，后者不承认，更具有欺骗性。由于文本的不确定性，米勒认为文本既是“寄主”者，也是“寄生”者，先前的文本既是新文本的基础，也是新文本必定予以消灭的某种东西，文本显示了自我消解性。布鲁姆则认为，文本受先前文本的影响，原创性受到了挑战，这种“影响的焦虑”始终存在。他们都力图打破新批评的“自足性”和结构主义的“整体性”，把文学批评的范围扩大到整个文化领域。
        一般来说，对后结构主义很难清楚地界定其内涵和外延，一方面是其理论本身晦涩扑朔迷离，另一方面几个主要理论家各自有自己的理论体系，他们只有在反对结构主义和提倡非中心化的这一点上才心照不宣地结盟。他们且与其他理论流派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如德里达与解释学，克里斯蒂娃与女权主义，福柯与新历史主义，拉康与精神分析学等。这使后结构主义不仅仅是对结构主义的简单反叛，它的“解构”的探究已超越结构主义语言模式而伸展到更广阔的地带，其影响已涉及整个人文科学领域，是对西方话语体系所赖以为基础的前提进行的全面攻击，从而使自身抱负和意义远远超出语言学的狭隘视界。后结构主义成了后现代主义诸种理论流派的核心基础。
        后结构主义存在着两个明显弊端。其一是在全面解构传统形而上学价值体系过程中走向片面化、极端化，导致了价值虚无主义；其二是其解构理论充满玄学和思辨色彩，应用在解读文学作品时，往往从语言和结构入手，导致文学作品中审美维度的丧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