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德国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最杰出的代表。1929年6月18日出生于杜塞尔多夫。1961年在海德堡大学获得大学教授资格以后，直到1964年，一直在海德堡大学讲授哲学。1964年开始担任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大学哲学社会学系教授，并协助阿多尔诺指导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1971年到施塔恩贝克担任“马克斯—普朗克科学技术世界生存条件研究所”所长。1982年，又回到法兰克福，重任法兰克福大学哲学社会学系教授。哈贝马斯贡献突出，成就获得肯定：1973年获斯图加特市授予的“黑格尔奖”；1976年获黑森州颁发的“弗洛伊德奖”；1983年获慕尼黑市授予的“Geschwisterschall奖”。哈贝马斯著作繁多，主要有：《大学生与政治》（StudentundPolitik，1961）、《公共空间的结构转变》（Struktur-wandelder4ffentlichkeit，1962）、《理论和实践》（TheorieundPraxis，1963）、《社会科学逻辑》（ZurLogikderSozialwissensc-haften，1967）、《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TechnikundWissenschaftalsldeologie，1968）、《认识与兴趣》（ErkenntnisundInteresse，1968）、《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问题》（Legitimat-ionsproblemeimSpMtkapitaIismus，1973）、《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ZurRekonstruktiondesHistorischenMater-ialismus，1976）、《交往行为理论》（TheoriedeskommunikativenHandelns，1981）、《道德意识与交往行为》（MoralbewuβtseinundkommunikativesHandeln，1983）、《关于现代性的哲学话语》（DerPhilosopischeDiskursderModerne，1985）、《后形而上学思想》（NachmethaphysischesDenken，1988）、《追补的革命》（DieNachholendeRevolution，1990）、《事实与有效性》（FaktizitMtundGeltung，1992）。
        “现代”与“后现代”之争是当下国外思想界的热门话题，几乎当代所有知名的哲学家、思想家都卷入了这场论争。哈贝马斯无疑是这场论战的核心人物。他以其“交往理论”为基础，站在“现代性”立场上，向“后现代主义”提出挑战。他同后现代主义旷日持久的论争，从哲学角度看，其焦点是如何对待近代启蒙精神。近代启蒙精神说到底，其实质就是理性主义。这种理性主义内涵包括两个最基本的信念：其一为“理性”观念，即相信普遍的、客观的理性标准存在，追求理性统一；其二为进步观念，即相信人类社会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追求乌托邦的社会理想。然而近代启蒙思想和启蒙运动已过去了两个世纪，如今，理性却出现了危机，科学出现了危机，现代西方工业社会出现了危机。于是，是继续实施启蒙思想的“现代工程”，还是结束从启蒙时期开始的现代，重新开始人类的“后现代”社会实践？对此，哈贝马斯作出了明确回答：“我不想放弃现代性，也不想将现代性这项设计看做已告失败的事业。”因为，首先，传统理性的崩溃并不意味着“理性”的终结。哈贝马斯把那些对现代性思想的反动，都视为对黑格尔的过度反省。后现代主义哲学家面对黑格尔绝对理性主义本身所暴露的内在矛盾和弊病，对理性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并在这种批判中大多投向了非理性主义、反理性主义的怀抱。在他们看来，世界已到了“解除理性魔咒”的时代。与后现代主义者一样，哈贝马斯批判了黑格尔的意识哲学传统，意识到超验意义上的全知全能的理性观念已经失落；所不同的是，哈贝马斯认为，为了回避黑格尔在处理现代理性所遇到的矛盾，就完全抛弃理性和近代启蒙思想的传统，这是一种非辩证的否定。为此，哈贝马斯集中批判了尼采的非理性主义哲学和尼采的继承者们对理性的反叛的多种形式。在哈贝马斯看来，传统理性的失落并非理性的终结，因为传统理性观念并非就是理性的惟一形式。因此，面对非理性主义的挑战，惟有发展理性主义，才能捍卫理性主义。为此，哈贝马斯给自己提出了“从语言哲学上来拯救一种怀疑主义的和后形而上学的理性概念”。这种理性观念就是他的内在于交往行为中的交往合理性。
        其次，西方社会的危机并不意味着“乌托邦”的衰竭。面对西方社会现代化所带来的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自我的全面异化、疏离，后现代主义者将进步的观念斥为“现代主义的无稽之谈”。在他们看来，历史已进入后现代社会，在这种社会中，进步信念已经发生动摇并且丧失精神支柱的作用。哈贝马斯无疑看到了西方现代文明所面临的种种危机，但他认为，历史是不断进步的，人类自身有能力与历史同步前进，启蒙并不必然走向神话，理性并不必然沦为控制，也并非异化的同义词，现代化并不是一个必然要陷入全面异化和物化的死胡同。因而，他并不赞同后现代主义者放弃启蒙运动的乌托邦传统精神，仍坚信异化的解放、人性的全面赎回是永远不能放弃的使命和希望。因为，“既然社会控制、国家约束和经济危机使人们的希望落空了，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就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