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当代著名的以研究中国思想史为主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文化多元论的积极倡导者。沟口雄三1932年生于日本名古屋。从60年代开始，研究中国思想史。先后任教于一桥大学、东京大学等。1993年由东京大学退休，被授予名誉教授，遂转任大东文化大学任教至今。他在东京大学执教期间，发起创立了日本最大的跨学科综合研究中国的“中国社会文化学会”，享誉世界。沟口雄三从事研究三十余年，先后出版了十余部著作，发表论文百余篇。集中代表其研究成果的专著有《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曲折与展开》（1980）、《作为方法的中国》（1989）、《中国的思想》（1991）、《中国的“公”与“私”》（1995）等。从后现代主义的角度看，沟口雄三最大的贡献在于通过自己独特的多元文化研究，特别是对于中国文明独特价值的揭示，以及对世界多元近代化的思考，向为后现代主义所诟病的西方文化中心论，以及将现代化等同于西化的经典公式提出有力挑战。
        站在文化多元化的立场，沟口雄三既从多元世界考察中国思想的独特性及其价值，又把中国作为理解世界多元性的一个角度、一种方法。沟口也讲普遍性，但他所理解的普遍性，不再是人们过去通常所默认的那种欧美中心主义的“普遍性”，而是不同民族、种族的话语之间多元化的视野交融，是各种特殊性之间的普遍性。对“普遍性”的这种颠覆性重释，无疑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长期以来，人们总是将近代化简单地理解为就是西化。把西方的近代化道路视为惟一的、标准的近代化模式。在这种视角下，那些非西方国家的近代化，被解释为由“西方先进的近代文明”战胜或取代本国“落后的传统文明”的过程。在这样的认识框架里，中国在接触近代西方以前，被认为是“传统的落后”社会，甚至是长期停滞的社会，只有在接受了西方近代文明因素之后，才开始了“近代化”的过程。沟口雄三对这种沿袭已久的认识方式给予了彻底批判。他指出：我们习以为常的所谓中国比西方或日本落后了多少年的观念，“都是把西洋的看法作为标准的看法，我们研究中国的目的是要了解整个中国的历史、文明、价值及其与西洋不同的原理，那时才能站在真正多元性历史观上研究中国”。沟口雄三摒弃“西方中心”的世界一元价值观，否定西方近代原理的普遍性和惟一性，以平等原理和多元世界的立场来看待东方和西方，在亚洲内部寻找亚洲自身的近代，从中国历史中发现中国固有的原理。
        基于这样的自觉观念，沟口雄三提出了“作为方法的中国”。也就是说，在学术话语的整体观念与方法上重新构建一个中国，而不再仅仅作为西方话语附庸与对象而存在的中国，不再仅仅将中国看做是普遍化的西方历史在东方的一个特殊范例。为了在“真正多元性历史观”上研究中国，他提出以一种中国的方法，从中国本土的经验中重新建构中国的历史。也就是说，不是从普世性的西方立场，而是从中国独特的价值、文化和历史中了解中国，在中国历史的内部逻辑中，建立起一个观察点，从而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提供多元的解释。
        沟口雄三的这种多元的近代化立场，不仅贯穿于他对东、西方的认识，而且还推至对亚洲内部的认识。近些年随着亚洲经济上的崛起和文化上的自觉，在东亚出现了一股“亚洲价值”或“本土化”的强大思潮。一些学者把东亚视为一体，称之为“儒教文化圈”，进而把这些国家的和地区的近代化与这种“文化圈”的共同性联系起来，把东亚国家工业发展道路统称为“儒教资本主义”。但沟口以多元的视角来看待东亚各国，从各国文化表面的相似性下面，揭示其内在的差异，发现各自近代的独自性，从而将人们对东亚近代化的认识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总之，从中国本土的自身逻辑重构中国的历史，进而以一种中国的视野观察世界，这是沟口雄三的理论追求。他颠覆了过去那种“以中国为目的（对象），以世界（西方）为方法”的命题，追求另一种“以中国为方法，以世界为目的”的学术境界。一旦中国从研究的对象转变为研究的方法，不仅中国的历史景观，而且包括欧洲在内的整个图景都将获得一种新的视野和新的理解，世界历史将变得真正的多元，不再是欧洲中心主义，也不是亚洲中心主义，而是各种文化视野平等的对话、并存、竞争和交融。
        作为一个从东方文明背景下生长起来的学者，沟口雄三以自己富有原创性的研究暗合了崛起于当代西方的后现代大潮，并为之开辟了一个新的生长点。他的研究触及诸多当今国际学术界所关注的焦点问题，不仅引起日本学术界的广泛注意和热烈反响，而且越来越引起各国学者、特别是东亚学者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