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资产阶级社会中介于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民众可以自由参与并就涉及普遍利益和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平等的、理性的论争的场所或机构。
        家哈贝马斯（Habermas）在其早期著作《公共空间的结构变迁》（TheStruc-turalTransformationofthePublicSphere）中提出。在该书中，哈贝马斯把公共空间视为资产阶级社会的一个重要范畴，综合运用经济、政治、法律、社会学以及社会文化历史学等的材料和方法，探讨了它的前提、结构、功能及内在矛盾，并对其发生、演变、解体的整个过程给予了历史的、社会学的解释。他认为，尽管社会生活中公私领域的区分可以溯源自古希腊，但只是到了近代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资产阶级宪政国家的建立，公共空间才有了实质性的存在并发挥其独特作用。在经济、政治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资产阶级社会生活发生分化，形成了几个相对自律的领域。一个是公共权威的领域（realmofpublicauthority），即具有法定管辖权限和对于暴力手段合法垄断的国家；另一个是民间领域（privaterealm），它包括市民社会（civilsociety）和私人空间（intimatesphere），前者指商品生产和交换的领域，后者指婚姻家庭。处于这两个领域之间的是公共空间。早期典型的公共空间是17世纪末、18世纪初出现在巴黎和伦敦的沙龙和咖啡馆。在这些场所中最初进行的是有关文学问题的讨论，但很快就转向政治问题，就市民社会管理及国家行为进行批判与论争。18世纪，报业独立以后，初期主要从事于交流各种信息的报刊逐渐成为政治论争的中心地带，公共空间也就体制化了。哈贝马斯归纳出公共空间中活动所遵循的共同准则：第一，它无视个人在政治、经济地位上的差别，而倡导一种建立在“共同人性”基础上的平等的社会交流活动；第二，它是对于理性的公共运用，使此前未受质疑的东西，比如政治和宗教的权威，文化上的特权受到质疑；第三，它对于公众的广泛接纳，不仅是站在普遍的立场上关心共同利益，而且使每一个公众都可以直接参与论争。这当然只是一种理想的状况。公共空间从理论上是对所有人开放的，实际上却只能限于一小部分人，在18世纪，以财产和教育为隐含的标准，它只接纳了具有阅读能力的资产阶级公众。因而，资产阶级公共空间是隐蔽的阶级利益的表达。不过，哈贝马斯认为，它所体现的观念和原则却是超越其有局限性的具体历史形式的，它体现了公民社会的观念和一种“公共性”的原则，即通过一个向所有人开放、不受任何人支配的公民共同体的理性批判与论争，个人的意见可以汇集成一个公共的意见。如果说资产阶级公共空间所体现的这种观念和原则从来就没有在18世纪的历史条件下实现的话，那么在19世纪和20世纪中，它就面临着更为黯淡的命运。首先，公共空间受到国家和其他社会机构的挤压，一方面国家日益承担起广泛的社会福利功能，越来越奉行一种干涉主义的政策，另一方面工业机构大规模增长并日益呈现出一种“半公共”（semi-public）的特征，两者导致公共空间重新被政治化，成为有组织的利益集团之间、它们与国家之间斗争与妥协的场所；其次，曾经为公共空间提供地盘的场所和机构经历了重要的变化，沙龙和咖啡馆失去了重要性，大众传播媒介迅速发展为大规模的商业组织，变成了由文化工业来塑造和控制的文化消费场所，传播的内容变得非政治化、人情化和耸人听闻，公众交流被个体化的被动接受所取代；再次，舆论操纵手段的发展及其在大众传播媒介中的广泛运用，使公共空间被重新封建化（refeudalization），成为公共权威博取民众的认同与喝彩，赢得在封建条件下才会获得的威望与灵光而进政治表演的“剧场”，充当了公共权威合法化的工具。面对公共空间日渐萎缩、解体的现实，哈贝马斯仍然对它所体现的“公共性”的批判原则情有独钟，认为其在当代政治实践中仍葆有价值，这在于：运用这一标尺，现存体制的缺陷可以被批判地揭示，一个更为理性的社会秩序的可能性可以得到想像性探讨。在他看来，在当代条件下，公共空间的重建并非绝无可能，其途径在于：在那些当代社会中举足轻重的机构和利益集团（包括政党）内部运用“公共性”的批判原则；限制并控制国家的官僚决策程序；根据人人认可的普遍标准来调节利益的结构性冲突。由于公共空间研究的个案性质，在哈贝马斯后期的抽象和理论化的著作中，对公共空间这一概念没更多地涉及，但这无损于它在其整个理论中的重要性。实际上，正如英国社会学家汤普森（H.B.Thompson）所指出的那样，公共空间所体现的个人通过参与理性的批判、论争组织成社会的观念，是贯穿哈贝马斯整个研究工作的主线。同时，他还指出，在这一早期研究中，哈贝马斯以其后期著作和大多数当代社会、政治思想研究者所缺乏的方式，提出了作为构成性要素的大众传播在现代社会发展中角色的问题。美国学者麦卡锡（ThomasMc-Carthy）认为，尽管哈贝马斯的思路在现今的女性主义社会理论、政治理论、文学批评、比较历史社会学、政治社会学、交流与媒介研究、法律研究等诸多领域都可以看到，但就以一种无可比拟的洞察与学力将这些独立领域的研究结合成一种整体考察而言，其对于公共空间的研究仍然是典范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