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后现代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和开山人之一，尼采主义者，知识考古学家，考古学现象学家，权力/道德系谱学家，著名社会活动家。1926年10月15日出生于法国西部古城普瓦捷。他1940年9月入圣斯坦尼斯拉斯教会高级中学，该校有一位知识渊博的历史教师，很受学生欢迎，福柯便对历史产生了兴趣。1942年，福柯开始阅读柏拉图、笛卡儿、帕斯卡、柏格森等哲学家的著作，进步很快。福柯的中学时代是在战乱中度过的。战争与历史的关系十分重大。这使他进一步决定了自己的研究领域：历史哲学。
        1943年，福柯通过了中学会考，拒绝了父亲要他“学医以承父业”的愿望；1945年毅然去巴黎亨利四世中学准备报考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时值二战刚刚结束；这一年既是世界历史的转折点，又是福柯一生的转折点；法国新黑格尔主义者伊波利特（JeanHyppolite）在本校执教，风华正茂的福柯深受其泽，后来他成了伊氏在法兰西学院的继承者。1946年，福柯以第四名的优异成绩考上巴黎高师。在高师期间，福柯广泛阅读古今哲学家著作，做了大量的读书笔记，又由于身患严重的癫狂症，染上同性恋，因此涉猎了心理学、精神分析和精神病学，进而开辟了自己的特殊研究领域：癫狂和性欲。他在阅读中选择了尼采作为自己的精神导师。在高师还结识了现象学家梅洛-庞蒂和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LouisAlthusser）。受阿氏影响，福柯1950年加入法国共产党，后由于多种原因而退党。次年取得法国大学和中学哲学教师资格，同年秋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准备博士论文，一年后任里尔大学文学院心理学助教。1953年开始系统研究尼采哲学。
        1955年夏，离开里尔去瑞典乌普萨拉大学任教，开始了云游天涯的生活，在工作之余，基本上完成了博士论文初稿。三年后任波兰华沙大学法国文化中心主任，同时作了一年法国驻华沙使馆文化参赞，继续写作博士论文。1959年任德国汉堡法国文化中心主任，次年完成博士论文，旋即回国准备论文答辩，并成为克莱蒙-费朗大学讲师。1961年，取得博士学位，次年被任命为克莱蒙-费朗大学教授。1965年去巴西圣保罗大学讲学两个月。1966年调往突尼斯大学工作，出版了《词与物》大获成功。1967年选为南泰尔大学哲学教授，但法国教育部部长迟迟不任命，遂重返突尼斯大学。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后，福柯回到巴黎创建樊尚实验大学中心，兼任哲学系负责人。1969年当选为法兰西学院教授，翌年春法国教育部长正式任命福柯为法兰西学院思想体系史教授。这是福柯学术生涯中的大事，也是法国哲学界和文化界的大事。1971年创立监狱情报小组，积极从事政治活动，特别关注犯人生活状况，监狱、监视、惩罚、权力等成了福柯后期的研究主题。1984年6月25日病逝于巴黎。
        福柯一生著作等身。其主要著作有：《精神病与人格》（Maladiementaleetpersonnalité，1954，1962年改为《精神病与心理学》（Maladiementaleetpsychologie）），国家博士论文《癫狂与非理性———古典时代癫狂的历史》（Folieetdéraison，HistoiredelafolieGl’Hgeclassique，1961），《诊所的诞生———医学凝视考古学》（Naissancedelaclinique，Unearchéologieduregardmédical，1963），《雷蒙·鲁塞尔》（RaymondRoussel，1963），《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Lesmotsetleschoses，Unearchéologiedesscienceshumaines，1966），《知识考古学》（L’Archéologiedusavoir，1969），《话语秩序》（L’Ordredudiscours，1971），《监视与惩罚———监狱的诞生》（Surveilleretpunir，Naissancedelaprison，1975），四卷本《性史》（Histoiredelasexualité，1976—1984），四卷本文集《说与写》（DitsetEcrits，1994）。
        福柯一生漂泊不定，讲学多国。其思想新颖深刻，分析方法独特，研究主题多变，涉及文学、历史学、哲学和政治学等诸领域。他尤其关注癫狂（folie）、知识型（épistémè）、知识（savoir）、权力（pouvoir）、性欲（sexualité）这五大主题，并对之进行哲学沉思，以它们为基础展开他的学说。福柯强调研究方法的更新，为自己的特殊领域找到了考古学方法和系谱学方法，因此，我们可以将福柯思想发展分为两个时期：考古学时期（1970年以前）和系谱学时期（1970年以后）。这一划分不是绝对的，而是指考古学和系谱学在福柯不同学术年代的作用有主次之别。
        首先谈考古学时期。在考古学时期（或前系谱学时期），福柯明确把人类文明史上的癫狂、非理性、诊所、人、知识型、知识等文化现象与文化观念统统置于考古学之下，将它们提升到考古学层面进行重新思考。在这一时期出版的著作，他几乎都用“考古学”作书名。福柯专门写了一本方法论著作《知识考古学》，可见，福柯的考古学意在对人类知识进行审察和重估，对上述现象象及其概念进行重新理解和解释。概而言之，以不同的方式，对前人思考过的东西再思考一遍，以改变老生常谈，彻底更新传统思想史。
        知识考古学是研究某一特定时代文化现象和文化观念的出现、模式和基础的分析方法，有着特殊的研究领域：精神病、癫狂等思想纪念物（精神现象）。从福柯的处女作《精神病与人格》（1954）至《话语秩序》（1970年12月2日演讲，1971年出版），考古学一直是他主要而独特的哲学方法。知识考古学分析思想家留下的精神现象，探寻被传统思想史所忽略的知识的印迹和间断性证据。知识考古学一开始就关注人及其经验。知识考古学是个历时间断性与共时连续性相结合的体系；它抛弃了传统思想史的主体性、连续性及起源性等基本概念。福柯不再将话语看成文献，而看做档案或纪念物。话语不同于索绪尔的言语和语言，又不同于句子、命题、话语单元或语言行为，而是构成话语内容的活动；它是个“实践—符号”概念。话语实践与其他实践相互联系并通过它们来显现。话语实践的主体是活生生的作者。因此，话语具有物质性、时间性和空间性。话语实践产生了各种纪念物或话语品。知识考古学家要分别考察这些纪念物，并加以比较，弄清它们之间的联系。知识考古学分析各种不同的话语档案，呈现出知识的差异、断裂、间断、变动与分散形式。陈述性话语必须摆脱认识主体和心理特征；概念的产生不在个体心理之中，而在话语自身之中。知识考古学选择一个时代不同的话语及其基础、关系和特征进行研究，从而找出该时代知识的形成、模式与哲学基础。
        知识考古学是一种新的史学方法，有助于我们从新的角度解释传统史，尤其是思想史。在功能上，它是一种描述性分析，用语言文字把考古发现的纪念物忠实地陈述出来，然后将这些纪念物划分为更简单的组成要素，找出它们的属性和关系。
        《癫狂与非理性———古典时代癫狂的历史》，是福柯关注自己的癫狂症进而对人类癫狂经验加以考古探索的重要成果。癫狂是人的现实生存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研究了从中世纪到19世纪的法国“癫狂现象”史；通过对禁闭结构的分析，试图建立起癫狂和非理性之间的渊源世系。本书是一部关于种种界限的历史，这些界限处于古典理性的边缘，包括疯子（生产者、男人、女人、动物、孩子）、愚行、疯狂、非理性、癫狂观、疯人的被流放—禁闭—治疗、癫狂原因等等人类非正常状况。它们没有引起西方传统哲学家的重视，而今成了福柯哲学的探讨对象，在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其目的在于，重新理解癫狂，重定癫狂在思想史上的地位，重塑疯人的形象。精神病学是关于癫狂的理性独白，以沉默为基础，于是，对癫狂的研究就是对“沉默”的考古学描述和系谱学分析。
        福柯一直在寻找新的写作方法。通过对法国作家雷蒙·鲁塞尔（1877—1933）的研究，他发现了语言的形式和意义的转移与接近如何控制诗歌语言创作结构的建立。这一控制过程就是语言表现过程。语言表现从来不是封闭的，而存在着无数极小的裂口，语言表现的裂口说明我们不得不重复描述。鲁塞尔要解释的不是语言的意义，而是语言符号，但这种解释还是区域性的，是“我如何写”；福柯要解释的也是语言符号，却不再是区域性的，而是区域间性的，是“我们如何写”。知识的“区域间性”（局部间性）这一概念颇具“考古学”特色，是福柯的一个伟大发现。这样，福柯可以大胆借用考古学术语进行文化研究。《词与物》就是这种区域间性（学科间性）探索和“我们如何写”的成果。因此，福柯给本书加了一个副标题“人文科学考古学”。
        在《词与物》中，福柯试图对人文知识及其变化进行考古分析。通过这种分析，福柯发现，人是一件最近的、暂时的发明物；他宣布了“人之死”。欧洲文化使“人”成为其认识对象，把人学变成一种反复利用的证明形式。当代人学已经进入实践和制度两大领域。人学及其对象“人”的命运究竟怎样？福柯讨论了它们的出现、相互联系和哲学基础。很久以来，“人”曾被误认为是一件珍藏品：它来源于“知识型”之间的突变。这种突变，正是福柯所要揭示的。他从17世纪的普通语法学、财富分析和博物学出发对这种突变进行分析。19世纪初，语言学产生了，生物学与政治经济学也产生了。古典知识失去了统治地位，却留下了空场（裂口），“人”正是从这个“裂口”迸出来的，人开始说话、生息和劳动，并成为知识的对象。“人”终于寻找到了自己的出生地。福柯的目的不是编写一部关于人学的历史，而是对它们的基础或模式进行哲学思考，以创立当代知识考古学，并建立起一种批判意识：既然将来是一个未知物，现在的条件将再次发生变化，“人”在探寻新思想时，却已寿终正寝。
        “知识型”是福柯在人学考古学研究中提出的一个核心概念，即一种文化模式，是一个特定时代的确定文化的最高概括形式。它具有区域性、间断性和断裂性。对人学的考古探索实际上是对“知识型”的分析。福柯给知识型划定了一定的知识范围：它居于文化自身的外部，奠定了文化的基础。根据不同历史时代，福柯把知识型分成三个绝对独立性（间断性）的形式：文艺复兴时期知识型、古典时代知识型和近现代知识型（包括后现代知识型）。文艺复兴时期知识型表明了词与物之间的相似性；古典时代知识型表明了词与物之间的代表性（表现性）；近现代知识型引入了历史性和意义概念，人学及其对象“人”得以构成。这三大知识型构成一个庞大的知识型网。欧洲文化发生了两次大分裂：文艺复兴时代和古典时代之交的分裂与古典时代和近代之交的分裂。很明显，知识型不是思想史的对象，而是人学考古学的主题。人学考古学是知识考古学的分支。因此，研究知识型必须服从知识考古学。
        考古学之后，福柯思想的发展进入第二个时期：系谱学时期。《话语秩序》标志着福柯的研究方法和思想主题发生转向。他从考古学转到了系谱学，实际上转向了“如何研究真理意志史？”这一基本问题。他从癫狂知识（认识论）引出了权力（法学/政治学）和性欲（伦理学）。
        所谓系谱学，在福柯学说中，就是探讨西方文化现象的世系关系的理论。尼采在《道德系谱学》（1881）中首先运用系谱学方法分析道德问题。系谱学方法从严格的道德陈述出发，对人的价值加以分析，以达重估人的价值之目的。福柯早就系统研读过尼采的著作，十分崇拜尼采。很明显，其系谱学直接来自尼采的《道德系谱学》。他的《话语秩序》实现了方法论的转向，开始明确运用系谱学研究权力与道德。系谱学方法体现在《监视与惩罚》和《性史》中。福柯把道德关系同非道德关系联系起来，揭示知识、权力和性欲之间的秘密，知识为权力和性欲等因素所左右。系谱学研究权力和道德问题的目的，不是寻找它们的起源，而是弄清近代西方社会的犯罪、性变态等人类反常现象究竟是怎样产生的，从而给出解释性分析———揭示这些反常现象的明确意义与各种演变关系。
        它和知识考古学一样，是一种话语分析法，是反传统史学的，也是一种新的史学方法。不过，它在更广泛意义上解释了权力、道德等人类经验何以形成话语档案，进而发现了人成为权力主体和道德主体的世系，有别于权力史或道德史，因此，考古学成为系谱学的一个分支。福柯对“过去”进行系谱分析，是为“现时”找到参照系，进而把现时纳入过去之中，最终目的是重建关于现时的系谱学。
        在《监视与惩罚》中，福柯运用系谱学方法具体讨论了如下主题：罪犯的肉体、酷刑的鲜明性、普及惩罚、温和惩罚、驯服的躯体、正确的训练方法、敞视式监狱、完整严格的机构、违法与犯罪、监狱。19世纪的人以国家监狱堡垒为荣。监狱这种温和形式取代了残酷的断头台。不再惩罚“身”，转而改造“心”。将一切犯人统统投进监狱。这种改造方式是一项新技术：从16至19世纪，制定了一整套程序以便对所有社会成员进行分区控制、监督、评判、训练，使其变得既有用又温顺。人在18世纪找到了自由；但必须为自由付出代价。监狱应该在监视社会的形成过程之中再次发挥作用。在人类认识和人性惩罚之下，惩戒恐惧无处不在。福柯运用系谱学方法主要分析了法国的惩罚形式的变化过程；考察了近代监禁与监狱的诞生；反思了当代暴动现象；揭示了权力的本质及权力—知识在惩罚社会中的崭新关系。
        性或性欲问题不是简单的个体化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化问题。性为各种关系左右，受社会、政治、经济、宗教、哲学、历史、文学、医学等外力影响，又反作用于社会、政治、经济、宗教、哲学、历史、文学、医学等。福柯认为，性有着复杂的世系关系，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必须非常严肃地对待“性”和“性欲”。和“癫狂”问题一样，“性”与福柯本人的困惑相关。早在写作《癫狂与非理性》时，他就定下对性进行探索的大计划。可以说，《性史》是福柯有话非写不可的作品。原计划写六卷，最后只完成了四卷（至今第四卷仍待出），并且相差很大。在《性史》中，福柯指出，我们需要关于性的理论，只有打开人之性的秘密，才能弄清人为何物。性是一切。冲破性神秘的禁区，使性成为知识的合法对象，给出对性的合理解释。讨论性问题时，必须融社会、政治、经济、宗教、哲学、历史、文学、医学等于一体。福柯意在将性理论纳入科学。这正是道德系谱学的任务。福柯批判了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分析学，论述了古希腊关于性行为方式的理论，讨论了道德基础和道德目的论，阐释了医学与哲学建立“快感运用”观念的过程，分析了如下各种性关系：男与女、夫与妻、老人与青年、父与女、母与子、师与徒、牧师与俗人等。福柯还从希腊文和拉丁文原文中发现了受自我关怀影响的生活艺术的各种变化。基督教认为肉欲是恶的根源。联系到福柯自身，同性性欲正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也正是他生活的巨大障碍。他把自己作为性欲探索的试验品推向思想的极限，以求在更深层次上解释一切由性或性欲引起的种种关系，获得一个原原本本的自我。这个原原本本的自我就是真理的一种表现形式。这非常清楚地表明，在福柯那里，“思”与“活”不可分。“思”有“活”担保，就不会是空灵的，而是厚实的，可琢磨的。从这一点看，福柯的哲学深刻而透明。
        福柯的思想远播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希腊、日本，也备受中国思想界瞩目。福柯死后，其影响越来越大，受到世人爱戴。1986年，他的师友和追随者在巴黎成立了福柯中心与福柯协会，至今已为研究和传播福柯思想做了大量工作。他早在60年代就被誉为“20世纪的康德”，还被称为“法国的尼采”。福柯的著述为法国文化增添了辉煌的一页。他是当代法国乃至世界思想界的一位显赫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