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著名的德国哲学家，后现代解释学的奠基者。1900年出生于一个教授家庭，父亲为大学物理学教授。曾先后在布雷斯劳、马尔堡、弗赖堡和慕尼黑等大学学习。1922年在新康德主义者那托普指导下获哲学博士学位。1937年进马尔堡大学任教，次年转到莱比锡大学任教，并于1939年升为正教授。1945年任该校哲学系主任，1946—1947年任莱比锡大学校长。1947年在法兰克福大学任首席哲学教授。从1949年起一直任海德堡大学哲学教授，直到1968年退休。退休后曾去美国波士顿学院任教。自1940年起，曾任莱比锡、海德堡、雅典和罗马等地科学院的院士，1975年任波士顿美国艺术和科学研究院荣誉院士。主要著作有《柏拉图的辩证伦理学》（1931）、《柏拉图和诗人》（1934）、《歌德和哲学》（1947）、《真理与方法》（1960）、《柏拉图七封信中的辩证法与诡辩》（1964）、《短篇著作集》（四卷，1966，1971，1977）、《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善的理念》（1971）、《黑格尔的辩证法》（1971）、《我是谁，你是谁？》（1973）、《科学时代的理性》（1976）、《初学哲学年代》（1976）、《诗学》（1977）、《黑格尔的遗产》（1979）、《赞美理论》（1985）、《欧洲的遗产》（1989）以及《全集》（十卷）。
        虽然伽达默尔以哲学解释学的代表人物和奠基人之一闻名于世，但他的学术兴趣极为广泛。他在古希腊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方面造诣尤深，在语言哲学、美学、艺术和文学理论方面也贡献良多。据他自己说，对他影响最大的三位西方哲学家分别是柏拉图、黑格尔和海德格尔。但毫无疑问，海德格尔对他一生主要的哲学方向有决定性的影响。伽达默尔1923年去弗赖堡参加海德格尔在那里主持的“亚里士多德伦理学”讨论班，从此以后，他与海德格尔的关系一直十分密切。他认为在海德格尔那里有一种关于存在的激情，理智集中的发散，从而使前人的哲学相形见绌。海德格尔根本改变了学术的方向，而他的工作显然是在这个方向上发展的。
        伽达默尔抓住了海德格尔的哲学解释学思想，把它的潜力发挥得淋漓尽致。他坚持把解释学作为哲学本身，而不是作为一种单纯的方法来看待，他把解释学现象看做是人类的世界经验，通过强调理解的普遍性，确立了解释学作为一种以理解问题为核心的哲学的独立地位。如果说海德格尔的解释学的最终目标是要探索存在的意义的话，那么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关心的则是人生在世、人与世界最基本的状态和关系。对于伽达默尔来说，重要的不是什么方法论的问题，而是人存在的基本状态，人的世界经验。所以，哲学解释学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方法论。哲学解释学要说明一切理解现象的基本条件，这些条件使理解成为一个最终不是由解释主体操纵的事件，即不是主观意识的活动。哲学解释学通过研究和分析理解的种种条件与特点，来论述作为此在的人在传统、历史和世界中的经验，以及人的语言本性，最后达到对世界、历史和人生释义的理解和解释。
        因此，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由理解的历史性和理解的语言性这两大支柱来支撑。所谓理解的历史性，主要是指理解者所处的不同于理解对象的特定历史环境、历史条件和历史地位，这些因素必然要影响和制约他对文本的理解。古典解释学认为，既然理解者和文本之间存在着历史时间间距的鸿沟，那么在理解时不可避免会有理解者主观的成见和误解。因此，解释学的任务就是要克服由于历史时间间距造成的主观成见和误解，越过“现在”的障碍主观成见和误解，越过“现在”的障碍以达到客观的历史真实，即把握作者或文本的原意。总之，历史性是应予克服的主观偶然的因素。
        但是，如果我们承认作者有他自己基于他的历史和社会处境的历史结构，作者总是一定地处于一个世界，作者总有他自己的不容忽视的历史特殊性，那么从中可以得出的历史结论是：读者也是以他自己的方式处于一定的世界上，他的历史特殊性和历史局限性也是无法消除的。我们没有理由只承认作者的历史性而要读者否定他的立场性。伽达默尔强调指出，历史性正是人类存在的基本事实，无论是理解者还是文本，都内在地嵌于历史性中。真正的理解不是去克服历史的局限，而是去正确地评价和适应这一历史性。
        因此，与方法论解释学相反，伽达默尔充分肯定成见、权威、传统和时间间距对于理解的积极的正面意义。理解不是追求作者的原意，而是通过作者或文本与理解者（读者）视界的融合来扩大和丰富意义的范围。文本的真正意义并不在于作者或他最初的读者的偶然性，文本的真正意义与作者的原意或心理特征无关。文本的真正意义是在文本与读者之间的建设性对话中产生的。理解是一个对话过程。对话使问题得以揭示出来，使新的理解成为可能。对话具有一种问答逻辑的性质。解释学经验的这些基本特点，决定了语言在解释学中的特殊地位。对于哲学解释学来说，语言就是对话。在这个问题上，伽达默尔和海德格尔的立场有所不同。海德格尔不大注意语言在人际交往与沟通中的社会—实践作用。在这个问题上他着眼的始终是语言对于存在问题的意义。如果他也讲对话，那么这种对话其实只是人对存在语言的倾听和回答。伽达默尔从一开始就将对话视为语言的本质和生命。语言真正的生命力，它的衰老和自我更新，它的粗糙与优雅，直到文学艺术高度的风格形式，都靠共同存在的说话人活生生的交流而存在。所以，语言只存在于对话中。
        对话是一个人际发生的过程，它展开一切，潜在地是无限的。对话建立其共同性，人人都在对话中找到他者，又在他者中发现自身。对话使人们得以相互理解，从而能和平相处，共同生活。在伽达默尔看来，人们在一起说话首先不是相互矛盾和分歧，也不是彼此离题万里，而是在相互交谈中可以建立起对于所谈问题的一个共同看法，即共识。对话和交谈不是用一种观点来反对另一种观点，也不是将一种观点强加于另一种观点，而是改变双方的观点。这样达成的共同性不再是我的观点，也不是你的观点，而是对世界的共同理解。也正是这种共同性使伦理与社会的一致成为可能。真正的对话总是以在一起为前提，总是蕴涵一种伙伴关系或合作关系。伙伴关系不仅在个人与他人，表态和应对，问题和回答间发生，而且也在人类生活一般的语言表述性中发生。也就是说，对话是人（历史的）社会实践的基本模式，它不仅是一个共时性概念，而且也是一个历时性概念。我们称之为“正确”和“法则”的东西，其本质就在于这种建立在人的自我理解中的共同性。正是在与自己交谈和与别人交谈中，世界在各个经验领域中向我们揭示了有序。
        但这不等于说除了语言之外没有别的世界经验了。相反，伽达默尔完全承认有前语言的世界经验，如手势、哭、笑、数学的符号、科学建立的世界等等。但所有这些人类自我表达的形式都必须进入每个人内在的灵魂和自我交谈中，也就是必须经过理解才能成为我们的世界经验。而理解就是交谈，自我交谈或互相交谈。这些交谈是人类共同生活或社会生活的构造因素和基本条件。因此，伽达默尔在反驳哈贝马斯对他的批评时强调，理解与相互理解主要和原本不是指一种方法上训练出来的对文本的态度，而是人的社会生活的实行形式，在最终形式化上它是一种对话共同体。任何事物都不能外在于这个共同体，尤其是世界经验。即使是被哈贝马斯称之为“独白”的自然科学的专门语言，也必须在语言的世界阐释的统一性基础上才有意义。但语言的世界阐释的这种统一性并非先验的精神统一性，因为语言的世界阐释既不是主观的世界谋划，也不是民族精神这样的个别意识的世界谋划，语言的世界阐释的统一性恰恰在于实践的基础性。语言归根结底不是一个纯粹的工具，更不是纯粹的符号系统，也不是主观精神或灵魂的媒介；语言本身就是实践。在伽达默尔看来，语言不是句子与判断，它只有在回答与提问时才存在。真正的交流就是一个问答过程，就是一个通过问答世界不断向人们揭示与开放的过程，也是人们不断达到相互理解与一致的过程。而人类共同体———社会正是通过这个过程建立起来的。语言的相互交流产生了作为人文视界的世界，同时也产生了世界的共同性。严格地说，只有有了共同体和共同性之后，才有严格意义上的实践。正是从上述思想出发，伽达默尔晚年大力倡导实践哲学，认为实践哲学是解释学的必然归宿。
        伽达默尔以其对传统解释学的革命性的突破而成为后现代解释学的奠基人。尽管在一些观点上他与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相去甚远，但在许多基本立场上，特别是在对传统哲学的颠覆上，他无疑是后现代的。他对“真理”的理解，他对“对话”的强调，都对后现代思潮发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