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普遍的一种思维方式与哲学态度，并非专指某些特定哲学流派，其直接反对的是认识论上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与哲学怀疑论、不可知论、虚无主义、神秘信仰主义及人生观上的享乐主义、禁欲主义与悲观厌世主义等有着密切的关系与联系。它夸大人的本能、直觉、意志的力量，认为它们在人的本性中是起决定作用的，集中表现在认识论上对真理（康德的“纯粹理性”）、在伦理学上对道德—善（康德的“实践理性”）、在美学和文学艺术上对美（康德的“判断力”）持怀疑、否定、反对态度，它可以表现于经济、政治、宗教、伦理、美学与文学艺术等一切方面。
        从思想史来看，西方早在古希腊哲学时期、中国在先秦哲学之中已经包含着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想因素，并且贯穿于中世纪哲学与宗教神学之中，只是在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经历了系统化的过程。法国存在主义者卡缪说：“也许没有哪一个时代比我们的时代对理性的攻击更为猛烈”，“一大群非理性的人站起来了”。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尼采，法国哲学家柏格森等，最先向黑格尔的泛逻辑主义挑战。克尔凯郭尔提出了“一个孤独的个体”的存在作为哲学的基本命题与黑格尔以绝对观念为本原的“总体”与个体之间的辩证关系。尼采提出了“根本没有什么真理”以及叔本华的“世界即意志的表象”之意志论的非理性主义命题。接着便是胡塞尔的现象学，海德格尔、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德国学者施太格缪勒在他的《当代哲学主流》一书中把非理性归为现代人精神生活中的两种“巨大的分裂”：一种是“对世界本体论的求知欲望”同“对世界的神秘和可疑性”之间的分裂；第二种分裂是在“生活的不安定”和“不知道生活的最终意义”与“必须作出明确决定”之间的分裂。他指出：“以存在主义出现的现代非理性主义就是从这个问题开始的”（见“海德格尔”）。卢卡奇在《理性的毁灭》一书中把现代非理性主义与德国法西斯纳粹主义联系起来，认为前者为后者提供了哲学思想基础。但一个哲学或一个学派之非理性主义倾向就其基本或主要方面而言，其思想体系中不可能没有任何理性主义成分，反之亦然，如康德主要是理性主义的，但也有非理性主义成分，胡塞尔是现代非理性主义的，但其中也有一定理性主义成分。
        后现代主义除承袭存在主义的非理性主义（参见“海德格尔”）外，在非理性主义方面承继了现代非理性主义主要表现在两个大的方面：一是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一是新实用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是60年代法国结构主义运动自身的逆向分化，以消解语言能指与所指的“二项对立”———“反逻各斯中心”为核心（见“德勒兹”、“德里达”、“解构主义”等有关条目），虽然起着冲击结构主义机械性、封闭性形式主义的作用，但其拆解结构的工具主要是尼采的虚无主义，从打破能指所指的对应性关系到认识论—阐释学上提倡“反对解释”，消解本文意义，其终极目标是指向否定客观真理、普遍道德范式与艺术美学法则的。新实用主义表现为在后现代语境下对实用主义的重写，其代表人物是理查德·罗蒂，其核心是“反本质主义”、“反实在主义”与“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承袭了旧实证主义与实用主义及虚无主义对柏拉图—黑格尔的客观观念的否定，反对认为任何事物都有本质与现象的关系，并由本质起决定该事物之所以是该事物的决定作用；“反实在主义”便是反对唯物主义的一切从实际存在的现实出发之现实主义原则；“反基础主义”是接过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主要是德里达对海德格尔的“基本本体论”所坚持认为有一种“深”于传统认识论所说一般真理的“在的真理”之批判。因此罗蒂的新实用主义认为，我们用以描述对象的语言符号，或叫真理的东西，不是与实在的、本质的东西符合，而是符合于给我们此时带来“幸福—欢乐”之体验实效的东西，这就是他提出的“后现代哲学文化”的核心。所以在否定真理、真理的客观性及相对稳定（绝对性）这一方面，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与新实用主义是共通的。在人生哲学方面前者表现出尼采主义的悲观主义色彩，后者则为享乐主义之理论基础。
        综上所述，对于非理性主义的把握，无论是古典的、现代的或后现代的，首先与首要的是从哲学认识论的真理观或真理论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