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当代文艺批评家、理论家爱德华·萨伊德（EdwardSaid）著，美国Routledge&KeganPaul出版公司1978年出版。
        《东方主义》是爱德华·萨伊德有关后殖民主义的第一部专著。在该书中，萨伊德主要从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提出的“话语”的角度，揭示东方主义与文化霸权的密切关系。
        中有三层含义：第一指特定的学术领域，包括一切有关东方及东方知识的教授、写作和研究活动；第二指从本体论或认识论的角度划分“东方”与“西方”的思维模式，即在描写、研究或对待东方时，总是将东西方差异（如西方的强大与东方的软弱、西方的文明与东方的愚昧、西方的理性与东方的直觉等）作为基本出发点；第三是指话语层面的东方主义，指西方占领、重建、统治东方的一种方式，它通过对东方进行描述与阐释、教授有关东方的知识以及将某些观点权威化、官方化等方式来对东方进行统治。这一层面的东方主义是萨伊德的主要批判对象。
        萨伊德对东方主义的批判是从描绘东方主义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入手的，目的是揭示在这一过程中东方主义与帝国主义霸权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萨伊德认为，现代东方主义开始于拿破仑1798年的埃及远征，这次远征使法国学者得以在法国侵略军的支持下，大规模地搜集东方资料。作为学术领域的东方主义的创始人则是法国学者西尔韦斯特·德·萨西（SilvestredeSacy），是他首先确立了东方主义的文本体系和学术传统，将东方研究建成系统性的学术领域。萨西之后，其追随者厄内斯特·雷南（ErnestRenan）又从语言学的角度对东方进行了比较、概括。萨西和雷南为东方主义的学术传统奠定了基础，但萨伊德指出，两人的研究方法都是只选取材料中那些他们认为具有代表性的部分，将其分类归纳，把东方简约为一种条理分明、特征突出的客体，而将东方复杂的人性因素弃置不顾。这种做法的结果是使东方主义者获得了任意阐释、从而处置东方的权力。此外，在19世纪，欧洲还出现了一大批亲身到东方游历、定居、直接接触东方的作家学者，然而这些人———无论是专门为东方研究收集材料的官方学者，还是进行个人研究、坚持个性特征的个体作家学者，或者仅为满足情感需要到东方生活的欧洲人———都把东方加以物化，使之成为他们认识、描述或研究的对象，从欧洲中心或自我中心出发，站在高出东方的立场上对东方横加阐释；而且，在阐释时，他们也都有意无意地受到东方主义所提供的话语的制约，使自己的观点自觉或不自觉地与东方主义的观点相符。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萨伊德为现代东方主义与当代东方主义划出的分界线。萨伊德指出，一战后，虽然西方的优势地位并未改变，但殖民地开始的争取独立的斗争使东方不再仅仅是一个沉默的学术客体，而成为可以与西方霸权相抗衡的政治力量。由于现实需要的改变，当代东方主义便从以语言学为基础对东方进行一般性理解的领域，转变为与政治密切相关的社会学的一个部门，东方主义者也开始直接参与政府活动，将有关东方的知识直接用作政治工具，将自己视为西方文化的代理人。
        萨伊德描述东方主义历史的最终目的是揭示东方主义与霸权政治的密切联系。在萨伊德出版《东方主义》之前，东方主义常被认为是一个客观的、科学的学术领域，而萨伊德则通过历史描述指出，东方主义实际产生和存在于各种权力的交换之中，它的词汇、风格、立场等都含有帝国主义的霸权成分；此外，东方主义也在很多方面直接或间接地为帝国主义服务，是帝国主义实现文化，乃至政治、军事殖民统治的必不可少的补充。
        东方主义实现文化霸权主要通过它的话语运作机制。在《东方主义》中，萨伊德概括了东方主义的几种主要话语策略：一是对“东方”与“西方”的人为划分与对立。萨伊德从话语的角度指出，把亚洲定义为西方的对立面，尤其把西方的强大与东方的软弱、西方的先进与东方的落后相对照，这一贯是东方主义的基本策略，正是“东方”与“西方”、自我与他者的简单划分，使东方主义者得以以高等文化的身份“合理地、科学地”研究东方，并作为东方问题的权威代表东方说话；二是将东方抽象化与文本化。东方主义者在阐释东方时，总是把东方整理为有规则的知识体系，在这一过程中，体系的构造者往往运用选择、比较、概括、分类等方式将纷繁复杂的东方现实转变为完全可以消化吸收的抽象文本。这种做法虽然符合人类思维的自然倾向，但由于它的研究对象是包括无数复杂个体的民族，因此就无法避免这样一个更有害的后果，即改变甚至歪曲了原来的事物。三是从自我出发阐释东方。这里，萨伊德主要指那些从个人视角出发描述东方的作家学者。萨伊德认为，他们虽然保持了个人风格，但他们采用的仍然是对东方加以阐释的做法，而阐释，萨伊德认为，总是从阐释者的需要，而不是从现实出发，因此阐释同样是对东方的任意处置，同样是西方文化霸权的一种形式。
        萨伊德把东方的运作策略概括为“再现”（representation）或“阐释”（interpretation），认为正是这些策略使东方主义成为一种政治权力。首先，西方将东方从沉默中拉出来，对东方加以阐释这一行为本身便是建立在东西方文化力量的不均衡之上的；其次，再现（阐释）东方正是西方作为创造者的特权的表现。通过再现，西方创造了一个可以理解、支配的新的“东方世界”；此外，尤其重要的是，通过阐释，使东方从一个“对抗的敌人”变成“顺从的同伴”。一方面，东方成为西方可以自由支配的客体而无法与西方平等；另一方面，东方主义用文本的东方取代了现实的东方，从而将现实的东方排斥在西方秩序之外，东方的反抗力量仅被当作与西方文化毫不相干的“东方特性”、“东方风格”而受到抑制。这样，东方主义通过再现有效地抑制了异己文化，为自己创造了一个优越于东方文化的身份。
        除了揭示东方主义的文化霸权这一本质外，萨伊德通过对东方主义的历史的描述还希望证明，东方主义所描绘的东方并不是真正的亚洲世界，所有像东方主义所划分的“东方”“西方”这类地理概念都是帝国主义因素与想像因素的奇怪结合，根本无法描绘复杂的、变化着的人类现实。因此，萨伊德从根本上反对像“东方”“西方”这类粗糙而又充满权力关系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