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金太尔（AlasdairMacIntyre）著，UniversityofNotreDamePress，1981，1984；中译本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1994年出版。
        当代英美道德哲学家A.麦金太尔的代表作。作者提出，当代道德的数量众多的争论，具有无休止的和无法解决的特征，争论产生自它们各不相容的大前提和不可公度的概念。在这些概念的杂拌混合中可以发现各式各样的德性概念，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发挥着作用。它们缺少明显的一致意见，对德性概念相对于其他道德概念的地位、哪种品性应归入德性范畴等问题远未达成共识。在具体的现代亚文化中，德性的传统概念仍些许保留着、存活着，但却整个地被淹没于整体文化氛围的多元主义汪洋大海之中，被总体的飘忽不定的相对主义观点所滥解误释。对德性的错误解释，是从中世纪后期以来直到现在这一长期历史演变的结果。在这一历史时期，占主导地位的德性范畴业已发生了变化，个体德性的概念已经改变，德性本身的概念也已今非昔比，面目全非。给德性提供必需的背景说明的两个概念———叙述的统一性概念和实践的概念，在这一历史时期也被取代，叙述已被转型为与人类生活相分离的纯然是艺术写作的手法，实践活动也被解释为只是艺术的创作和直观，成为支离破碎残缺不全的边缘活动了。麦金太尔认为，在当代西方文化中，德性的概念已变成了边缘化的，德性的传统虽仍在社会组织生活的中心，但这一社会组织的存在，对于自由的个人来说，却是处在主导文化的边缘上。德性的概念已经转型了，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而是已经成为新的概念了。它经历了一个演变的历史，这就是社会传统与德性都发生了巨大变动的过程，正是通过对这一时代的德性变动和背景分析，麦金太尔从中找到了摆脱当今道德危机的出路。
        古希腊社会和中世纪，围绕人类的善和美好生活，展开了丰富多样的德性世界，对各种德性的探讨，深化了人对自身的理解，激励着人们实现自己的潜在价值，趋向人类完满的终极目的。但这众多德性的探讨却随着中世纪的终结而渐趋衰微，慢慢地演化转型成了与前者迥然各异的理论近代哲学的最大特征之一就是推翻中世纪遗留下来的教条和哲学倾向，为新的自然哲学和人学鸣锣开道。与新世界观不太协调的亚里士多德体系也在劫难逃，被认作有“目的论”嫌疑而逐出科学和人学的宫殿。其结果就是剥夺了亚氏的概念框架以及在此图式背景中的各种德性。德性或被理解成个体的自然性情倾向的表达，或被理解为限制和约束这些自然性情的破坏性结果所必需的性情品质。这时的道德被理解为是对付自我主义的，因而道德的内容大都等同于利他主义。人被认作在本性上是危险的利己自私的，在我们一旦把人认作本性上是危险的利己自私时，利他主义马上就是为社会所必需的了，但它显然却是不可能的，同时如果它出现了也是无法解释的，因为它与人性相悖。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却不会出现这一问题，德性的教育教给我的是，我作为一个人的善，与决定我的思想的人类共同体的其他人的善是同一个标准。我追求我的善的方式不会必然与你追求你的善相对抗，因为善本身既非我的专有性也非你的特有权———善不是私人的属性或财产。所以，亚里士多德的友爱定义，人类关系的基本形式，就是用共享的善来说明的，利己主义在古代和中世纪就总是在有关他的善在何处这一问题上作出了根本性的错误判断，他是把自己从人类关系中排除出去的人。
        但对17—18世纪的许多思想家来说，为人所共有的善这一观念却是一个亚里士多德的妄想。每个人本性上都追求着满足他自己的欲望，这样就完全有理由设想，一个相互残杀的无政府状态会继之出现，除非欲望被一个更为理智的利己主义所限制。正是在这些根本性的考虑中，17—18世纪关于德性的思想就产生了。休谟区分了自然德性和人工德性，自然德性是有用的或合乎情感欲望而被正规构成的人的性质，人工的德性是社会地或文化地建构起来的，它就是为了容纳我们视为代表情感和欲望的毁灭性的自我利益。正是这种德性，使人们能够“脱出自我的圈子”。但为什么在别人那里合于某种性质的，对我却不适用呢？我们为什么要服从有时并不是我们的兴趣所要这样做的某些规则呢？休谟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暴露了他的说明的基底之脆弱。他认为，只有赞同或不赞同的情感表述才是判断善或恶的东西，因而没有情感以外的标准以供评判善恶。与之相连，人性目的论的观点是虚假的，不能以它作标准，价值是不能从事实推出的，“应当”不能来自“是”，这是两类不同的判断形式。休谟为人性所奠立的理论基础，他所认定的作为普遍人性的立场，虽然求助于人类的所谓普遍的理性辨明，结果在事实上却只不过是他所处的时代和文化的偏见而已。
        规则的概念在现代个人主义道德中获得了一个新的中心性。能保障产生服从道德规则的和法律的性情是德性。公正的德性，只是服从公正规则的性情，因为德性只不过是服从道德规则所必需的倾向、性情、品质。康德和密尔都继承了休谟这一见解。现代也有人把德性界定为道德原则，比如约·罗尔斯。这就把德性变成了外在的规则，而不是内在于实践的善本质上所要求的。至于怎么才能知道应遵从哪一个规则，当人们面对他们的社会道德时才发现，道德概念已然成了一个边缘性的、并非主动用来充实完善自己的东西，人们不是为了比实践德性本身更好或更多的缘故去运用它，而是我们的人性迫使我们必须要制订规则才能保障正常的活动秩序，道德从内心转向外在，也就从中心转向外围和边缘。其实，何止是道德边缘化了，人的实践创造、人性本身不也为物所累，反而从属于物了吗？当代西方哲学对人的活动及人本身边缘化的批评已不是什么新奇的思潮了。
        由此，古朴的多种德性的概念在近代也转换成了单一的德性的概念，道德词汇逐渐地成为简单化的和同质化的。在亚里士多德那里，“道德和德性”并不是一个同义反复的表述（它可以相对“理智德性”而言），但到了18世纪末，“道德的”和“德性的”就开始作为同义词使用。后来“义务”和“责任”也开始被当作更大的、可互换的，“有义务的”和“有德性的”也是这样。在道德的共同语言（即使是在日常使用）中，德性的各种范畴越来越简明，也越来越抽象了，以至于完全从它获得理解的中心语境中分离出来，成为不同的竞争集团为各自的特殊目的都可利用的词汇了。德性终于演变为一个名字，失去了原始的丰富性，毫无特色，以至于一些与各种德性相违的东西都可以用“不道德”、“恶”去一言以蔽之了德性之成为边缘性的另一个来源是18世纪论述德性的作家，用德性和情感的关系来界定德性，只把社会当作个体寻求保证对他们是有用的和适意的东西的竞技场。所谓享有共同善的共同体社会就不再存在了。在大多数公共世界和私人世界中，古典的和中世纪的各种德性被现代道德所承载的贫乏的代用品所替换。在这个世界中，道德实体渐渐变得捉摸不定。这种飘忽不定性改变了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特征。现代社会公众生活越来越依赖于一个特殊的德性概念的命运———公正的概念。而公正概念在当今也争执不休，无力给持不同见解的人们作出都能接受的“裁判”，使现代政治学也没有统一的道德原则，冲突和纷争无法消除。这就使得我们的时代已成了德性以后的困境重重的时代。
        在今天，道德的语言（它在很大程度上表征着道德实践）处于一种极大的无序和混乱状态。各种支离破碎的道德用语混杂在一起，被用于私人和公共生活的辩争，无休无止。现在无论是多种德性，还是一种德性，都无法对全部道德文化发挥重要作用。我们生活在德性之后的一个充满无法解决的争论和无法摆脱的困境的时期，这无论对现代道德哲学还是现代社会本身，都是如此。
        究其原因，我们看到，自从把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深信为大可怀疑的以来，道德哲学家们已经试图给道德的本性和地位提供某种二者择一的理性世俗说明，但所有这些努力事实上都失败了。最后清楚地看到这种失败的人是尼采。因而尼采要连根铲除继承下来的道德信念和论证的结构。但尼采对现代道德的驳难应当从近代开始，本应没有必要扩及到亚里士多德传统。
        亚里士多德传统在现今的重要性在于：现代道德的大部分只是从该传统中幸存下来的一组碎片，这组碎片只有拼接到原有的传统背景之中才能获得理解和阐释。而现代道德哲学家在执行他们的分析和辨明计划上却是无能的，因为他们所用的概念是碎片的残余物；再者，现代道德对亚氏传统的拒绝，本质上是对一种很有独特性的道德传统的拒斥，在这种道德中，现代占据统治地位的规则是在一个由德性占据中心地位的这一更大图式中找到其位置的。现代道德语言诸如功利、自然法权这类伪概念盛行，尼采的伟大在于戳穿了这些伪概念隐秘的目的，把我们从这些概念的纠缠中解脱出来。尼采看到了现代道德的错误，但没有正确地找到错误之根源。在麦氏看来，最终严酷的道德对立还是在自由个人主义观点和亚里士多德传统之间的对立。这两者之间分歧很深。它们超越了伦理学和道德而扩及到对人类活动的理解，因而社会科学的对立概念，是与观察人类世界的对立方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对立既然是由道德影响到社会态度和类型，那么，也在提示我们解决了现代的伦理危机的同时就为解决社会问题找到了方剂。亚里士多德传统可以给我们的道德态度和道德信奉提供理解和说明，这是因为我们当今的道德是承接了这一传统被打破的碎片，只有再放到这一历史传统的大背景中去才能得到恰切的说明。
        道德危机源于从外在的规则范式去要求人的行为，而没有从德性与实践的内在善、德性与个人生活统一性、德性与社会传统生命力的内在品性、内在关系出发。因此重新赋予人类行为以统一性，用可以引导人走向更大更好的善之实践所具有的目的性来给人的生活以灵魂，使其繁忙有所根，使其行为有所本，使人提升，促人超越，这就是走出伦理困境的方向：把德性带回到人间，付诸实践，连接共享善的社团，由己到群到人类，一句话，向历史上证明最好的亚里士多德那种内在的德性汲取营养，重振德性雄威，摆脱道德危机，这就是麦金太尔《德性之后》一书的旨向。
        参见“麦金太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