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伦斯·卡洪（LawrenceCahoone）编，英各种观点思潮的真实国布莱克威尔出版社1996年出版。
        本书收录了自笛卡儿以来的42位哲学家对现代性、现代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的49篇经典论述，揭示了当前后现代主义论战中各种观点思潮的真实思想来源。
        当代人对“后现代主义”的迷惑不单出自对这一术语的一知半解，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对“现代主义”的不甚了然。事实上，任何一种对后现代主义的讨论，都包含着对现代主义、现代性以及现代社会的大量了解和背景知识。可以说，缺乏关于这一传统的了解，任何人都很难理解和把握当代后现代主义者们所运用的精细复杂的方法。然而，在目前浩如烟海的后现代主义文献中，很难找到对这一传统的全面介绍。鉴于这种情况，美国波士顿大学的哲学教授劳伦斯·卡洪编辑了这本名著选辑《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旨在把后现代主义放在历史长河中加以考察。
        全书按历史年代编排，共有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现代文明及其危机”收入笛卡儿、卢梭、康德、伯克（EdmundBurke）、孔多塞（MarquisdeCondorcet）、黑格尔、马克思和恩格斯、尼采等人的论述，表明经过理性重建与哲学启蒙，上世纪的哲学家们已经开始对现代文明的批判乃至讨伐。但他们尚未能完全摆脱理性传统的束缚，因而他们的批判仍在现代主义的范畴之中。
        第二部分“已被意识到的现代性”，收入波德莱尔、皮尔斯、韦伯、索绪尔、马里奈蒂（FilippoTommasoMarinetti）、维特根斯坦、勒科尔比西埃（LeCorbusier）、弗洛伊德、奥尔特加-加塞特、胡塞尔、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萨特等20世纪哲学家们的论述。编者认为，这些哲学家代表着现代性观念兴盛的时代，同时也是在思想和社会两方面产生更深刻危机的时代。工业革命和第二次科学革命浪潮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及其对世界的看法；战争给人类带来的创伤，也使人们深刻反省现代性在为人类造福的同时隐藏着的（或许是主要的）对人类生活的颠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哲学家们大多已深感传统哲学的顽疾，只有彻底革命，与传统决裂，才能使西方哲学出现新的转折。所以，本世纪初的哲学家大多都以反叛者的形象出现。
        不仅如此，在这个时期，艺术、政治和科学领域也同时发生着革命性转变。编者在第二部分收入的波德莱尔、马里奈蒂、勒科尔比西埃、奥尔特加-加塞特以及皮尔斯、维特根斯坦等人的论述，就明显地反映了这些转变。波德莱尔首先使用了“现代性”一词，马里奈蒂和勒科尔比西埃则分别提倡文学与建筑的新形式，它们代表着乌托邦社会理论的时代特征；弗洛伊德和韦伯正是这种新社会的理论家；而奥尔特加则代表着对大众社会进程的竭力反叛；维特根斯坦的“关于伦理学的讲演”恰当地表达了他对哲学希望的彻底毁灭；胡塞尔用他新的现象学为现代性危机观舌号脉；皮尔斯的实用主义和索绪尔的结构主义成为后来思想发展的起点；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的《启蒙的辩证法》在对现代性命运的论战中始终起着核心作用；萨特的存在主义是对现代异化问题的重要反响———所有这些都表明，“现代性”已经成为20世纪社会的众矢之的；如何从这种现代性中摆脱出来，就自然成为西方学者们处心积虑地试图解决的难题。
        因而，本书第三部分“后现代主义与现代性的价值重估”就集中于当代哲学家、社会学家、文学家以及艺术家们对后现代主义难题的各种回答。这是该书主体部分，占全书三分之二的篇幅，共收入22位作者的24篇论著名篇，相当全面地反映了当代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来龙去脉及其各种主要表现形式。编者认为，伴随二次大战后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变化，西方现代文化自本世纪60年代也开始发生深刻的变化。这主要表现在，当代人类的处事态度、生活方式、思想信念以及情感内容等等与现代社会中的人类相比都出现了一种彻底的翻转，即走向了它们的对立面；以往哲学倡导的各种理论学说统统被视为不再合理的和肯定的，同时，没有任何一种理论学说可以被视为最好的。自70年代末以来，政治上的保守主义（以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的个性为代表）并未能挽救人们对现代性的背叛，相反，它至多只是在围绕现代性的大论战中涌现出的一种更具传统特征的观念而已，它甚至没能对日益增加的公众环境问题给予认真的考虑。正是在70年代末至80年代保守主义抬头这一相对平静的氛围中，后现代主义在英语国家的学术界充当了一种“可怕的”角色。
        在本书第三部分中，编者把海德格尔、库恩、文图里（RobertVenturi）和贝尔（DanielBell）这四人的论述作为后现代主义思潮产生发展的重要背景。编者认为，海德格尔对西方人性论和主体对自然的支配等思想的攻击，对后来的后现代主义至关重要；后现代主义还接受了他作为思想核心的对主观表现的抛弃以及他在试图说出不可说之物时对哲学语言的重视。在分析哲学与科学哲学中，库恩关于通过科学革命和非理性决断而取得科学进步的著名论述，对罗蒂以及其他反基础主义者都是至关重要的。文图里对后现代主义建筑作出了最为著名的评价，这就是，当他看到美国拉斯维加斯的折中建筑和美国主要大街上的那些大杂烩时，他问道：“究竟是什么出了毛病？”贝尔提出了一个最著名的论断，这就是，先进的西方社会正在从现代工业时代走向后工业的信息时代，这具有深远的文化蕴涵和政治意义。
        对构成后现代主义家族的各位哲学家，编者分别给予不同的定位：德里达、福柯、德勒兹、利奥塔、艾里加瑞（LuceIrigaray）和泰勒等人的论述阐明了后现代主义的方法论；博德里拉对大众文化作出了一种后现代主义的分析；詹克斯（CharlesJencks）和哈桑（IhabHassan）从雅俗文化中寻找到后现代主义的知音；格里芬（DavidGriffin）把后现代主义积极地运用到宇宙论；吉罗克斯（HenryGiroux）把它运用于教育，致力于所谓的“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而罗蒂则是一位哲学上的反基础主义者。这些构成了后现代主义的家族。但在当代哲学中，还有许多并不赞同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家同样持有非基础主义的立场，如博尔多（SusanBordo）、哈丁（SandraHarding）、麦金太尔、杰姆逊和哈贝马斯等人。他们赞同罗蒂反基础主义观点，认为哲学不必寻求基础和确定性，但他们不同意由此否定和取消哲学的地位，而主张以实用主义或常识的方式避免基础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的矫枉过正。此外，编者还特别关注来自非西方国家的文化传统与背景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不同反应。特别是东南亚各国对西方工业文明的吸收同化，使西方现代化最早在这些地方初现危情，这就是圣雄甘地对现代工业的非暴力抵抗和印度作家早在本世纪初提出的结束工业化返回乡村经济的呼声。同时，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认识到，某些非西方传统哲学本身就蕴含着后现代主义精神，这似乎为西方人指出了一条无需诉诸后现代主义就可超越现代性的出路。这就是中国的传统哲学与文化。本书选入的霍尔（DavidHall）《现代的中国与后现代的西方》一文，详细比较了这两种文化的差异，认为中国传统哲学可能是用于回答后现代主义挑战的最好实例。
        除了在每一部分前面都有一篇简短的思想概述之外，编者还专门为本书撰写了长篇导言，理顺后现代主义的发展史，澄清现代性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关系，以及展现后现代主义的真实意旨。编者指出，自60年代在法国文学评论中出现“后现代主义”一词以来，这种主义如同流行病一样迅速蔓延到建筑、语言、历史、政治、音乐、绘画、电影等等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层面，尽管各种后现代主义表现形式千差万别，但它们作为一个家族仍有不少相似之处，如承认多元主义和不确定性，因而放弃对简单性、完成性和确定性的思想渴望；重新关注在社会生活中占支配地位的表象、想像、信息或文化符号；在以往一直是寻求实在真理的文化领域采纳游戏和虚构化的概念，等等。编者认为，理顺了后现代主义的发展史并不等于弄清了这种主义的真谛。这是不同的两个问题，而后一个比前一个更为重要，尽管这样做或许恰恰违背了后现代主义“无理论”、“无体系”的意愿。
        对于后现代主义的评价问题，编者采取了较为审慎的态度。首先，他认为，尽管我们可以为后现代主义概括出这样或那样的共同主题，但更重要的是要牢记这种主义有着极为复杂的形式：当它对现代性、现代主义等提出挑战时，更多的后现代主义者并不是要彻底抛弃现代哲学和社会，而只是为超越现代性才提出对它的质疑。这似乎可以解释为何后现代主义没有提出用于替换现代性的另种选择。其次，编者认为，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和超越，并不意味着对传统的回归。因而，当我们在后现代主义的某种形式（如后现代主义建筑）中发现某些传统的痕迹，这仅表明后现代主义的多元性。前现代主义并不完全等于传统主义，因为前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共同敌人是现代性，而不是一切非传统性。最后，编者指出，后现代主义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它试图使当代文化承认人们在性别、种族和文化上的差异。这就是被视为后现代主义重要内容的女性主义和多元文化论。后现代主义的政治目的仅在于批判任何已确立的权威，因而它是无党派的，无任何具体政治倾向的，但却对一切党派和政治倾向产生着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