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当代哲学家。1932年5月14日出生于纽约，1951年获芝加哥大学文学学士学位，1953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理学学士学位，1958年获耶鲁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后转入宾夕法尼亚州哈弗福德学院长期执教，并担任该学院哲学系主任。伯恩斯坦还担任过国际哲学刊物《形而上学评论》的编委，并于1981—1984年期间同南斯拉夫实践派哲学家马尔科维奇共同担任《实践国际》（PraxisInternational）的主编。伯氏现在美国纽约社会科学新学院指导博士生。
        伯氏的主要哲学著作包括《实践与行动》（1971）、《约翰·杜威》（1974）、《社会政治理论的重构》（1976）、《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科学、解释学与实践》（1983）、《哲学的面貌》（1986）、《新星座：现代性/后现代性的伦理政治视野》（1992）等，此处还编有《皮尔斯诸论》、《约翰·杜威论经验、自然与自由》、《哈贝马斯与现代性》等书。
        伯恩斯坦接受学院教育的时代，正是逻辑实证主义与分析哲学在美国绝大多数大学取得统治地位的时代，所幸的是，当伯氏与美国另一位著名哲学家理查德·罗蒂四五十年代一同受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和耶鲁大学时，这两所大学的哲学系对逻辑实证主义与分析哲学均给予了坚决的抵制。伯氏称自己接受了美国实用主义的传统，同时对于从康德到法兰克福学派的德国思想传统有着持久的兴趣。这一学术背景，使得哈贝马斯、哈娜·阿伦特、伽达默尔、海德格尔等人的思想成为伯氏的主要探讨对象。事实上，如同许多以兼收并蓄见长的美国当代哲学家那样，伯氏对当代哲学主潮的几乎每一派思想都表现出敏锐独到的感受和领悟能力。这种兼收并蓄不是对各家各派的杂糅拼凑，而是以当今的时代精神为导向、以美国土生土长的实用主义传统为依托的一种有机整合。伯恩斯坦同罗蒂一样，实际上促成着一场“新实用主义”的运动，这场运动已远远超出了逻辑实用主义作为新实用主义之代表的狭隘范围。
        当代围绕着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合理性的争论问题，一直是伯恩斯坦探讨的主题。早在《实践与行动》一书，伯氏就考察了“实践”（praxis）与“行动”（action）两个概念在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实用主义与分析哲学中所具有的核心意义，并且对现时代的知识状况作出了独到的诊断。伯恩斯坦指出：“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当代哲学家共同的否定立场，绝大多数哲学家都反对笛卡儿的构架。人们往往称笛卡儿为现代哲学之父；从过去一百年间哲学的发展来看，最好是在弗洛伊德的意义上来理解这一称号。当代诸多哲学家们的共同特征，就是要推翻和废黜其父。”在伯氏看来，对现代哲学的笛卡儿基础和“思辨知识论”的批判，以及对人类的能动性与行为之意义的全新认识，业已成为当代诸种哲学流派的共同基础，尽管伯氏当时尚未找到一个恰当的说法来指称这场反叛笛卡儿主义的运动。到了《社会政治理论的重构》一书，伯氏则从当代重构社会政治理论的种种趋向中，看到了有关人类理性之特征和前景的基本问题，因为“当人们意识到他们所处的危机时代基础倾毁正统崩溃时，便会出现这样一个共同天地，即有关人类状况的基本问题会重新提出”。伯氏进而提出，当代的哲学思潮和社会政治理论实际上贡献出一种新话语，这种新话语旨在把理论思维的经验的、描述的、批判的维度辩证地整合在一起，从而使理论思维以实践活动为指归。
        为伯恩斯坦赢得广泛声誉的是他的《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科学、解释学与实践》一书。出版于1983年的这部主要代表作被众多的评论家看做是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的姊妹篇。罗蒂在《哲学和自然之镜》中对“笛卡儿—洛克—康德传统”以认识论为中心的基础主义给予了沉重一击，并把“从认识论到解释学”标刻为西方思想知识运动的精髓。可以说，伯恩斯坦与罗蒂共属于同一种“范式”和“研究纲领”，这不仅源自两人相似的学术经历，而且同解释学等当代欧陆思潮在美国广为传播的态势是契合的。
        《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一书的副标题已经大致点明了该书的主要探讨范围。该书分为四个部分。引言和概论部分明确把客观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对立界定为现时代的主要文化矛盾，进而把这种文化矛盾溯源到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的“笛卡儿忧虑”（theCartersianAnxiety）。“笛卡儿忧虑”是对人类的无根性和局限性的认识结果，基础主义和客观主义便是产生于消除此种忧虑的种种企图，而相对主义则成为客观主义的对立一极。认为，当代的自然科学哲学观、社会科学哲学观和人文科学哲学观已经汇成了一股“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的时代潮流。
        第二部分“科学、合理性与不可通约性”是对当代科学哲学思想的描述与阐发。伯恩斯坦认为，以库恩为代表的科学哲学历史主义流派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科学本性的内在反思，因为依据库恩的看法，在对各种“范式”加以选择的过程中，不存在任何中立的规则系统，也不存在任何系统性的决断步骤，换言之，选择“范式”的规则本身是发展变化着的；同时，“不可通约性”并不导向相对主义，而是揭示出对“范式”加以选择的多种途径。在伯恩斯坦看来，库恩实际上开启了一种“后经验论的科学哲学”，其要点在于：（1）“任何有关所谓科学研究的永恒规则、方法或标准的抽象论述都不符合真正的科学研究”；（2）强调科学研究自我修正本质的合理性；（3）研究科学史或人类探索史，对于认识人类的合理性发展是十分重要的；（4）科学合理性具有实践性的特征。依据这些要点，伯氏把合理性的探讨从“范式”扩展到更广泛意义上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他认为，所有这些都是不可通约的，但却能够加以合理比较，实践性判断在选择和比较“范式”的活动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不可通约论”观点的核心，不是封闭或囿于自足的构架之中，而是经验、认识和语言的开放性。因此，“后经验论的科学哲学”恢复了科学的解释学维度；伯恩斯坦的目的，亦即在于疏通科学哲学与解释学哲学以及实践哲学的关联。
        尽地探讨了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伯氏认为，笛卡儿的思辨哲学同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哲学是看待人类有限性的两种根本对立的态度。“笛卡儿忧虑”虽然反映了人类的有限性，其最终目的，却是借自我反思以认识到人是上帝的造物，从而在认识论上摆脱忧虑，因而，自我反思的理性是独白式的；伽达默尔则抛弃了理性与传统（偏见、权威）的诸种对立，解释学哲学的理性不再是自身能摆脱历史情境和视野的特性或能力，而是历史的或情境化的理性，其往往从活生生的传统中获得独特的力量，因而具有对话的特征。与此同时，伽达默尔不再像传统解释学家那样严格区分理解、解释和应用，而是强调三要素的内在相联，强调应用是理解和解释的核心，这使得解释学哲学成为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真正传人，其要点在于教导人们在具体特定的情境中进行审慎的思虑和完美的选择。伯氏断言，伽达默尔的追问中有一种激进的理想目标，即要求人们超越解释学哲学而走向实践哲学。
        第四部分便是从伽达默尔、哈贝马斯、罗蒂与阿伦特四人的共同性中来揭示实践哲学的内涵。实践哲学强调了共同体概念以及团结与友谊的意识所拥有的突出地位，阐明了人类的存在与交往活动的对话特征，这一特征说明，培养对话共同体以反对现代社会的唯科学主义危机，是一种实际而迫切的要求。在伯恩斯坦看来，现代社会文化已经陷入了技术时代的唯科学主义绝境，因为理性仅仅被看做是达致目的的一种手段或工具，技术成为日常生活的要素，技术的进步把实践贬低为技术性的应用、操纵和控制。伯氏所开的药方，就是要求人们培养团结与友谊的意识，出乎本心地参与到共同体的交往与对话活动之中，并考虑到自身的活动对他人所可能造成的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伯恩斯坦在论述的过程中，始终着力于弘扬和阐发美国传统的实用主义。他把“后经验论的科学哲学观”溯源到皮尔斯，同时提出了杜威的经验观与伽达默尔的艺术观之间的共通性。伯氏的几部主要著作都使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来分析罗蒂的新实用主义思想，因为在他看来，罗蒂是继承实用主义传统并能正确看待欧陆各种最新思潮的惟一一位英美哲学家。而从伯恩斯坦自称遵循“非基础的实用主义的人道主义”来看，伯氏自己的理论旨趣同罗蒂是根本一致的。
        诚然，仅仅从伽达默尔、哈贝马斯、罗蒂和阿伦特等人的思想来概括现时代的文化主流与精神状态是不全面的，伯恩斯坦承认，任何对他的这种指责都是合理的。有鉴于此，其后来的《哲学的面貌》（1986）尤其是《新星座：现代性/后现代性的伦理政治视野》（1992）等书便把分析的触角伸向尼采、海德格尔以及法国的后结构主义思想家。伯恩斯坦认为，“现代性/后现代性”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一种精神状态，这种精神状态尽管变幻莫测，却对我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经验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初看起来，有关实践的伦理政治问题似乎在后现代主义思想家那里被加以排斥和边缘化，因为海德格尔、德里达、福柯乃至罗蒂的早期著作似乎没有考察这些问题；但如果沿着他们的思想发展轨迹探寻便可以发现，上述每一位思想家都日益思考和掂量着自身思想的伦理政治内涵与后果，“这不是一种纯粹的偶然，而是他们所提问题的辩证后果……因此‘现代性/后现代性’的精神状态驱使我们重新考察苏格拉底的经典问题：‘人们应当过怎样的生活。’”